農村正在“跑步”進入短視頻時代,刷短視頻、直播帶貨、做主播成為鄉村新潮流。但同時,一些短視頻出現了過度炒作、污言穢語等不文明行為,部分家庭還因夫妻一方“刷禮物”、做主播引發矛盾。受訪基層干部群眾認為,短視頻軟件已成為農村重要精神陣地,應豐富監管手段,引導好農民“網紅”,嚴防不良信息對未成年人的影響,讓短視頻更好地發揮豐富農民精神生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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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加速進入短視頻時代

“現在男女老少都會玩‘快手’,在村里,有些像我這樣年齡的老年人還會發短視頻,今年家里還通了寬帶,再也不用擔心手機流量不夠用了。”寧夏吳忠市鹽池縣大水坑鎮大水坑村61歲的張玉珍說。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其中農村網民規模為2.55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46.2%;我國短視頻用戶規模為7.73億,占網民整體的85.6%。由此推斷,我國農村短視頻用戶規模為2億左右。

在農村,“抖音”“快手”“西瓜”等短視頻軟件可謂老少皆知。寧夏固原市隆德縣網信辦副主任李斌說,短視頻軟件門檻偏低,對受眾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內容也更貼近農村生活,在農村覆蓋面較廣。

半月談記者在農村采訪中發現,短視頻正成為農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部分群眾茶飯、工作之余都會打開短視頻軟件,部分農民還熱衷于用短視頻記錄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

短視頻的流行也波及部分未成年人。西部某鄉鎮中心小學校長告訴半月談記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因要上網課,有些忙于農活的家長就把手機丟給娃娃,短視頻軟件大多有“青少年模式”,但孩子自制力較差,有偷刷短視頻甚至沉迷其中的現象,這對他們的視力和學習產生了影響。

一位農村居民在家中錄制短視頻 曹祎銘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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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成為鄉村新職業

河南省開封市祥符區西姜寨鄉土流村的劉小芳靠著《紅燒肉,農村媽媽這樣做》等短視頻“吸粉”上百萬,隨后她組建團隊、開設店鋪,探索直播和短視頻帶貨。去年4月,她僅用10天就幫助村民銷售5萬多公斤蒜薹。近年來,劉小芳和她的團隊每年銷售紅薯超25萬公斤。

劉小芳告訴半月談記者,主播帶貨的前提是粉絲要足夠多,干農活、摘桃子、蒸餃子等貼近農村生活的短視頻則是她“增粉”的利器。

近年來,特別是今年在疫情“加持”下,短視頻軟件迅速成為農民創業新平臺。

固原市西吉縣28歲的王毛,2017年憑“斷頭舞”成為“網紅”,粉絲目前已超過80萬。做主播前,小學畢業的王毛開三輪車拉磚,做主播后,他一個月最多能掙4萬多元。王毛感嘆,“我是個沒啥本事的農村娃,是短視頻改變了我的命運。”

除了帶貨,短視頻主播收入的主要來源為粉絲刷禮物和“隱性帶貨”。以“老村長”形象圈粉50多萬的主播侯海珍說:“現在大家比較反感帶貨,為防止‘掉粉’,一般都是賣家進直播間互動刷禮物,我‘幫忙’砍價,然后把產品推薦給直播間的粉絲。”

盡管做“網紅”收入頗豐,但其中的艱辛和焦慮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部分農村主播沒有實力成立團隊,編段子、拍視頻都要自己操作,為保持熱度,主播基本每晚都要做直播,嗓音沙啞成為他們的“標配”。

“除了職業不被認同,現在粉絲還很挑剔,做主播壓力越來越大。去年我徒步74天到云南,一路做直播,和沿線主播互動,使盡了渾身解數,效果并不理想。”王毛說,任何事物不可能一直流行,他也不知道自己還能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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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短視頻沖擊鄉風文明

短視頻在農村流行、主播成為農民新職業的同時,也應看到,部分主播以低俗炒作、污言穢語等方式挑戰公序良俗,部分農民不計后果地給主播“刷禮物”引發家庭矛盾,這些都對鄉風文明造成沖擊。

西部某縣網信辦主任告訴半月談記者,部分“網紅”的直播內容偏低俗,他們在方言的“掩護”下,或在直播間炒作,或通過污言穢語、搔首弄姿吸引眼球,去年該縣網信辦聯合其他部門約談了全縣10多位粉絲數量超過10萬的主播。

一些主播抓住粉絲“愛看熱鬧”的心理,炒作一方出軌,在直播間引發“罵戰”。侯海珍的妻子田向紅說:“我之前經常在直播間看到一些夫妻因一方出軌而對罵,就害怕掌柜的做了主播把好好的家給弄散了,后來才知道這些都是他們自導自演的。”

西部某縣鄉鎮派出所副所長李維勇告訴半月談記者,今年6月底,轄區內一對夫妻因丈夫“打賞”主播引發家庭矛盾,丈夫將妻子打傷,后經多方調解才緩和了矛盾。王毛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在主播圈里聽說,一名背水泥的“受苦人”一晚就給主播刷了4000多元的禮物。

西部某縣人民法院家事審判庭庭長介紹,近兩年,一些主播在網上搔首弄姿、不理家事,一些村民超出自己經濟能力范圍打賞主播等導致婚姻破裂的案件逐漸增多,這個新趨勢需引起重視。采訪中,農村才藝主播曾鳳鳳無意間談到,她接觸的主播圈里鬧離婚的“有一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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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監管手段,凈化網絡環境

短視頻的流行有效豐富了鄉村群眾的精神生活,但與其伴生的一些社會問題不容忽視。

首先,應豐富基層網信部門監管手段。目前,基層網信部門監測短視頻軟件的手段比較少,部分基層網信部門主要靠人工監測。因人力有限,他們只能重點監測粉絲較多的一小部分主播,并且基層網信部門大多沒有執法權,這使得監管效率低、范圍小、力度有限。部分基層網信辦工作人員表示,應借助科技,不斷豐富短視頻監管手段,提升監管效率。

其次,要引導好、用好農村“網紅”。農民“網紅”大多出自草根,他們更懂農民的喜好和精神需求,也更懂得如何與農民交流。基層網信、宣傳部門應抓住機遇,看到農民“網紅”的長處,加強正面引導,使他們成為傳播正能量、引導鄉村輿論的新生力量。

最后,須嚴防短視頻對未成年人產生不良影響。農村留守兒童較多,部分鄉村未成年人因家長疏于監管,過早接觸短視頻軟件甚至沉迷其中,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產生不良影響。部分一線教師認為,在學校之外,需要未成年人監護人及全社會共同重視,盡量減少短視頻對未成年人的負面影響。(記者:許晉豫 劉高陽 范思翔 來源:《半月談》2020年第16期 原標題:《是精神陣地,也是社會隱憂 短視頻席卷鄉村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