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祝勇，總是與故宮聯系在一起：他出版與拍攝了多部故宮相關的專著和紀錄片，用文字與光影的形式將故宮的美與深呈現在世人面前。日前，著名作家、紀錄片導演、故宮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首部具有回想錄性質的新作《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由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是故宮（紫禁城）建立600周年，本報記者以此書出版為契機，邀請祝勇講述他與他的文學故鄉———故宮的情緣以及創作體驗。

我的文學故鄉———故宮

我突然發現，故宮就是一個聚焦點，所有的歷史文化都可以在故宮得到體現，它是文化的故鄉，也是我文學的故鄉。

文化周刊：您在《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的開端談道“我的故鄉就在故宮”，將故宮視為您文學的故鄉，是因為一種鄉愁。這種鄉愁是什么？

祝勇：我從事文學創作的時間與過程很長。從1990年代發表一些作品開始，至今整整30年。第一個10年，主要是在打基礎，寫作范圍比較廣泛，但也是以歷史文化題材為主；第二個10年，開始逐漸向故宮聚焦；第三個10年，則以故宮為主題寫作。

我最初寫作的時候，缺少一個自己的文化根基。我在書中也寫道，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作家，都有一個自己的文學故鄉，比如魯迅、蕭紅、沈從文、莫言、蘇童、劉震云、賈平凹、路遙等作家的寫作，基本都圍繞自己的故鄉進行深入開掘，他們的故鄉既是自己生活的故鄉，也是文學創作的故鄉，甚至于支撐著他們終生的寫作。

我出生在沈陽，在這座城市讀到高中畢業之后選擇遠行，對沈陽的文化認識非常淺薄，特別是工作后，覺得自己始終處于漂移狀態，沒有很深的文化根脈。于是我不斷地游走，去了很多地方，包括西藏、江南，在這一過程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對于故宮，我突然發現，故宮就是一個聚焦點，所有的歷史文化都可以在故宮得到體現，它是文化的故鄉，也是我文學的故鄉。

文化周刊：您在進入故宮前10年就開始著手“故宮寫作”，進入故宮前與進入故宮后，對故宮有什么不同的感受與體驗，在您的“故宮寫作”中有何體現？

祝勇：進入故宮前，我創作了《舊宮殿》《血朝廷》《辛亥年》等故宮相關題材作品，雖然在這期間我也去過故宮，在故宮里感受故宮、體驗故宮，但這些作品主要還是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還融入了一些個人的價值判斷。特別是《舊宮殿》，當時很多人覺得比較“新”，但回過頭來再看，覺得理念先行的成分太多，因此到了現在我反而對這部作品不是很認可。

調入故宮工作后，我逐漸深入故宮內部，感受故宮的方方面面，才體會到，歷史具有復雜性，很難用大邏輯和大判斷來定論，因此我的作品在歷史表達上更有肌理感，對歷史的反思更加細致。

文化周刊：您一直希望能夠在自己的書里恢復它（故宮）從前的燈影和人聲。為什么？

祝勇：以人為本。不論是寫大歷史，還是具體到故宮里的物質文化，主角都是人，我們不能只看到物質層面，而看不到其背后的人。現在的故宮看上去空空蕩蕩，但是所有的歷史都是人的活動軌跡。所以我希望能給歷史一個復盤，恢復它原來的生命軌跡，同時去尋找歷史的內在聯系，特別是一個朝代或一個人物命運的內在聯系或內在邏輯。這種內在聯系或邏輯可能在當時看不到，但作為后來者，需要細心地把這種因果關系重新建立起來。舉一個例子，明朝朱棣遷都北京，這種地緣政治，一方面控制了北元，但另一方面卻也導致后來一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比如明英宗被俘、明朝滅亡等。女真族從東北興起，離長城很近，如果當時都城是南京的話，明朝也許不會很快滅亡。

用普通的文字構建不平凡的世界

故宮寫作讓我觀察世界的視角聚焦在故宮這樣一個點上，看上去只是局限于故宮城墻里的區域，但其實包含著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里的輻射量，其內部空間無限廣闊。

文化周刊：您在書中寫道，“我對寫作的向往，包含著對本質生活的向往”，您所說的本質生活是什么？

祝勇：所謂的本質生活，就是一種真實的生活。就像吳昌碩先生那樣，他作為一代文化宗師，就住在尋常巷陌，過著普通百姓的日子。很多人提議像他這種身份與地位，應該過一種很豪華的日子，但吳昌碩不這樣認為，他覺得他所選擇的生活方式很真實，不需要一種物理空間跟現實生活隔離開來。我特別認可這種價值取向，人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不是被某種虛名利所綁架或左右。

文化周刊：“恒定的寫作生活，不是度假，而是一種艱難的修行。”您去南方、入藏地、蟄居竇店、遠赴美國、故宮工作，歷經沉浮終未放棄寫作。就您的經歷來看，其實寫作也是一種修行。寫作于您而言，有著怎樣的意義？其中的故宮寫作，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祝勇：從未放棄寫作，終究源于對它的熱愛，只有真正從事寫作的人，才能感受到寫作的吸引力有多大。寥寥幾千漢字，卻可以在作家的筆下，構建出一個個大千世界，你不覺得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嗎？文字，人人會用、人人能用，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工具，卻能構建出超乎想象的不平凡世界，這是作家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寫作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

不管是原來的手寫，還是現在的電腦打字，在寫作過程中，我都會產生一種快感，一種用最普通的文字工具搭建出最不平凡的世界的快感。尤其是對人物內心奧秘與精神世界的把握，總會覺得酣暢淋漓，這是寫作者深有體會而旁人無所察覺的感受與體驗。

不同于唱歌、跳舞創作時的參與感，作家創作時只會沉浸于自己的世界，等到創作完成呈現在世人面前時，別人才能看得到。我曾經讀到路遙回憶創作《平凡的世界》時的狀態，深有同感，寫作看上去很苦，這一過程充斥著寂寞與枯燥，但只有寫作者本人才會真正感受到，其背后的神秘是多么具有吸引力。

故宮是我寫作的一個重要主題，故宮寫作讓我觀察世界的視角聚焦在故宮這樣一個點上，看上去只是局限于故宮城墻里的區域，但其實包含著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里的輻射量，其內部空間無限廣闊。故宮里的門很多，故宮寫作就像是從一個門走向另一個門，逐漸挖掘其深厚的內涵，最終打開大千世界之門；就像我在書中寫的那樣———書寫故宮，就是書寫整個世界。

回望故宮600年

故宮600年不好寫，因為故宮包羅萬象，涉及歷史、建筑、器物等，需要方方面面俱到，又要使之渾然一體。這種包羅萬象的寫作體量太大了，考驗著寫作者的組織能力與駕馭能力。

文化周刊：您在書中還提到了不久前出版的《故宮六百年》一書，把其看作您所有故宮主題寫作的總結。總結什么？為什么要做這樣一個總結？

祝勇：600年，整整10個甲子，是一個特殊的節點，回望故宮600年歷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故宮600年不好寫，因為故宮包羅萬象，涉及歷史、建筑、器物等，需要方方面面俱到，又要使之渾然一體。這種包羅萬象的寫作體量太大了，考驗著寫作者的組織能力與駕馭能力。我寫過很多故宮相關著作，寫《故宮的古物之美》，主要是想挖掘故宮文物背后的歷史與情感；寫《故宮的隱秘角落》，是想通過建筑寫其背后的人與事，特別是人的命運……這些書的主題相對明確。但《故宮六百年》比較具有開放性，既囊括所有但主題又相對不明確，如何把握這個度，比較困難。《故宮六百年》不是過去作品的匯合，也沒有重復，但肯定基于過去作品的積累與鋪墊，也正因為有了過去作品的創作，對于《故宮六百年》的寫作才會游刃有余、揮灑自如。

文化周刊：您的很多著作都采用了“新散文”的形式，談談您的創作體會與思考？

祝勇：故宮寫作經常采用的一個方法就是新散文。新散文作為概念，是從1997年開始興起的，以60后、70后作家為主要代表。為什么提出并倡導新散文？是因為在這之前散文寫法逐漸走向程式化、標準化，容量小、規模單薄、缺乏彈性，散文越來越走向淪落。而與此正好相反的是，上世紀90年代的小說很是火熱，余華、莫言等一批作家不斷以新的寫作方法壯大小說的生命力，使得小說創作方興未艾。不僅小說，戲劇等都進行了一些革新。相對而言，散文則缺乏創新性，逐漸走向文學的邊緣。當時我們這批寫作者還比較年輕，不甘于這樣的現實，因為散文本身曾經輝煌過，比如先秦散文、五四散文，于是開始嘗試一種新散文的寫作方式。新散文容量增大，不再局限于只是千字文，比如《故宮六百年》就可以視為40多萬字的大散文；復雜性也大大提升，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一事一議。值得欣慰的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新散文取得了很大進步，其隊伍也在不斷壯大。

（本文圖片取自《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