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高空拋物墜物傷人致死事件屢屢發生，還往往找不到責任人，被稱為“城市上空的痛”。如何保護好我們頭頂上的安全？近日，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安徽省委會副主委、安徽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周世虹就民法典中的相關規定做了深入解讀。

周世虹（資料圖）

記者：民法典頒布之前，對于高空拋物墜物法律上是如何規定的？

周世虹：2009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侵權責任法，該法第87條規定：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以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給予補償。這是侵權責任法的一個主要條款規定。侵權責任法第85條規定：建筑物、構筑物或者其他設施及其擱置物、懸掛物發生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賠償后，有其他責任人的，有權向其他責任人追償。

也就是說，如果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賠償后，有權向其他責任人追償，這一條跟87條是有區別的。

87條針對的是我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物品致人損害。在侵權責任法實施以后，根據司法實踐， 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一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意見》，這個意見一共16條，從訴源治理、立案審判、證據規則、綜合治理等方面，對高空拋物治理做了規定。

記者：民法典頒布前，如果說高空拋物侵權責任的追究主要為救濟受損者的權益而不得已進行“責任連坐”，那么，民法典頒布后的侵權責任規定有哪些不同？其背后的法治邏輯是什么？

周世虹：舉個例子，2014年11月20日，武漢市漢陽區世紀龍城小區11層樓上掉下來一個水泥磚塊，砸中樓下一個出生44天的嬰兒，造成嬰兒7級傷殘，腦部損傷，肢體偏癱，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嬰兒父母也就是監護人起訴了所有可能的侵害人，就是這個樓的全體業主。后來法院判決80戶業主賠償受害人39.5萬元。當然，這個數字肯定不能彌補對嬰兒所造成的損傷。 

如果這個案子發生在民法典實施以后，民法典1254條規定是這樣的，首先它規定了禁止從建筑物拋擲物品，如果從建筑物上拋擲物品或者墜落物品造成他人損害的，由侵權人依法承擔責任，這是一個總的規則、原則。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說你從建筑物上拋擲物品，或者是從建筑物上墜落物品造成損害，你就要承擔責任。經調查如果難以確定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之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給予補償。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已經有判決，如果說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補償了，那么將來真正的侵權人被查到了，你有權向真正的侵權人追償，以前司法實踐有過這種判決的情形，但是法律上沒有規定。

第三個就是規定了物業服務企業等作為管理人，應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如果沒有履行安全保障義務，那么就應當承擔未履行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責任。

第四個如果發生了難以確定侵權人的情形，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及時調查，查清責任人。

記者：為了維護人民頭頂上的安全，民法典已將高空拋物墜物入刑。當前，全國人大正在審議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將搶奪方向盤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入刑，您認為高空拋物及搶奪方向盤這類事件有哪些共同特征？這對于建設我國的法治環境有哪些重大意義？

周世虹：首先都有一個共同的時代背景，就是我們的科技發達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建設速度加快了，導致城市高樓大廈越來越多了，就產生了高樓高空拋物的危險；交通便利了，帶來了交通運輸過程中的風險，所以說我們現在的社會叫風險社會，這是時代背景。

第二個我覺得還有一些社會背景，就是在我們這個社會高速發展的情況下，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產生多層次、多元化，使少部分人產生了極端的性格和心理，自私、任性、偏執、做事不考慮后果。另外一個特征就是，這些人往往沒有法律意識和風險意識，沒有意識到高空拋物、搶奪方向盤等也是可能有重大社會危險的行為。

高空拋物和搶奪方向盤的行為有了侵權責任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以及民法典的規定，說明我們的立法進步了：一方面它是通過動用刑事手段來懲罰、懲治危害公共安全行為、危險行為，起到一個遏制作用、警示作用和警告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這種現象和行為的發生，這是一個刑事手段。

第二個方面它提高了我們民事主體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保護意識，這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就是提高了我們的法治建設和法治環境水平。通過對高空拋物行為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能夠促進社會環境治理和法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