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紅兵：今年因為疫情，與我們每個老百姓關系最密切的就是物業服務公司了。

按照原來的規定，業委會、物業公司只能處理物業管理、物業糾紛相關的活動。但這次疫情防控期間，在各個小區門口，有很多物業公司的管理人員，無論是狂風暴雨，還是大雪紛飛，他們都堅守崗位。他們像個哲學家一樣，向每位進入小區的人們詢問人生終極哲學難題：你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可是大家想過沒有，誰賦予物業公司人員這樣一種權利呢？過去的法律規定里并沒有這樣一種權利，也沒有這個義務來做這些工作。

但民法典與時俱進，第285條明確規定：物業公司應當執行政府依法實施的應急處置措施或其他的管理措施。

同時，民法典286條進一步規定，對于物業公司的應急處置和管理措施，業主應當予以配合。所以，當看到物業公司工作人員在社區門口堅守崗位的時候，我們要知道他們是在履行民法典賦予的法定職責。

說到這里，我們馬上想到另一個問題，物業公司登記了業主的個人信息，會不會泄露？會不會侵害我們的個人隱私？

這一點民法典已經替我們都考慮到了：第一，這些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第二，物業公司不得對外泄露。民法典第1034條明確規定了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

個人信息包括哪些？個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健康信息、行蹤信息、生物識別信息等。

生物識別信息包括什么？人臉識別、虹膜、指紋、走路姿勢、基因、筆跡等，這些都叫生物識別信息。

物業公司工作人員按照法律規定堅守崗位是在履行法定職責，但他們履行職責的同時，要對自然人的個人信息予以保密，這是民法典1039條的明確規定。

記者：國家訂貨合同制度在什么情況下啟用？

呂紅兵：上世紀80年代，我國的經濟合同法以及后面的合同法都有關于國家訂貨任務、國家指令性任務這樣的規定。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對這個條款的關注度不太高。因為一談到指定性計劃，更多想到的是計劃經濟時代物資短缺下的產物。因此，多年來，這個條款有點被冷凍的味道，但在今年的疫情防控中，這個條款被大大地激活了。

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浙江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藥品名叫蘋果酸奈諾沙星，商業名稱叫太捷信。這個藥品是武漢協和醫院對重癥感染者重點推薦使用的藥品。這個公司日常藥品的生產任務不是很重，但1月23日下午，就是武漢封城當天，公司接到了政府下達的指令：即刻組織其下屬的新昌制藥廠，就是專門生產這個藥品的廠家的全體員工立刻上班，加大生產馬力，以最快速度生產這個藥品，并發往湖北各大醫院。

這就是國家下達國家訂貨任務，浙江醫藥公司不得拒絕，還必須和相關醫院簽署合同，按照醫院要求，給醫院供貨。

再舉個例子。湖北百科亨迪藥業有限公司的布洛芬，是此次重點抗疫用藥。3月3日，處于停產狀態的公司接到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辦公室文件，按照省里重點藥品產業鏈復工復產專題會議部署，作為湖北省首批6家抗疫用藥重點企業，公司要立即恢復生產、保障用藥，向全省及全國各大醫院提供藥品。

通過這兩個事例描述的場景，我們就能想到這是一種什么狀態下發生的事情。政府有指令性訂貨這樣的制度以保障緊急狀態下人民的生命安全，這是我們國家立法的重要亮點，是我們國家法律規定和其他國家在合同制度方面的不同之處。

民法典這一條文中所講的“各民事主體”，包括企業法人，也包括其他類型的個體企業、合伙企業。從實踐來看，國家下達訂貨任務、指令性計劃，針對的大都是涉及國計民生相關物資的大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