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對加快涉外法律服務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涉外法律服務業發展和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建設。事實上，自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對律師工作和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作出重要指示，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也就發展涉外法律服務業、強化涉外法律服務作出了重要部署。

目前，我國涉外律師隊伍不斷壯大，業務范圍日益拓展，涌現了一批具備豐富執業經驗和國際視野的高素質涉外律師，辦理了大量的涉外案件，為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正當權益、促進對外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時也必須看到，隨著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不斷推進，海外利益安全面臨的風險增加，產生的法律糾紛日益增多，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發展利益、加強企業公民權益保護的任務越來越繁重。目前，中國律師在國際商會（ICC）、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AIPPI）等國際經濟、貿易組織的專家機構、評審機構、爭端解決機構任職的人數還比較少，其中在高級別、關鍵崗位任職的更是寥寥無幾。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律師在國際經濟、貿易組織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還比較弱，發揮的作用還較小。

因此，加強涉外法律服務工作，培養涉外律師人才格外重要。這不僅有利于我國主動參與并努力引領國際規則制定，推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規則體系，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還有利于及時有效、公正合理處理國際民商事糾紛，維護我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我國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在筆者看來，要完善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建設，需立足現實，從以下三方面進行突破。

補齊中西部地區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建設短板。通過對司法部《全國千名涉外律師人才名冊》的分省統計發現，目前我國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相對集中在東部地區，特別是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而中西部經濟欠發達省份入選的涉外法律服務人才則相對較少。主要原因是法律服務作為一種現代服務業，受市場需求的導向和驅動作用明顯，其發展水平與當地經濟的發展呈正相關關系。而涉外法律服務作為法律服務行業中的新興和前沿領域，更是依賴于當地的對外開放水平和外資外貿的活躍程度。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受市場需求不足的影響，其涉外法律服務及人才隊伍建設自然相對乏力。這些落后地區多屬沿邊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未來伴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實施，發展涉外法律服務的市場空間廣闊、潛力巨大。國家還應當加大資金保障力度，例如：在當地司法行政部門領導下設立省級“一帶一路”法律問題研究中心，聘請專業律師、高校教師等擔任研究員，負責研究涉外法律問題，指導、引領、推動全省范圍內的涉外法律服務開展；同時，可以酌情設置一定的涉外公職律師崗位，并實行動態績效管理，組建涉外法律服務“國家隊”。

創新涉外法律服務人才培養方式。在學歷教育方面，建議實施涉外法律服務人才培養的“供給側改革”，推廣“法律+外語”雙學位教育、中外聯合培養法科專業學生等模式，適當延長修業年限或實行彈性修業年限。在留學方面，建議國家留學基金委積極開拓和設置法學類公派留學項目，對于實務性強、修業年限短的LLM（法學碩士）等項目，可以采取聯合培養、定向委培等方式吸收符合條件的在職人員參加。在繼續教育方面，建議將律師參與外語類、涉外法律類繼續教育培訓的支出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范圍，并設置一定的年度扣除限額。

加大涉外法律服務的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無論是在國家實施“一帶一路”倡議還是應對處理中美經貿摩擦的過程中，都離不開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的身影。因此，建議國家加大對涉外法律服務的政策和資金扶持力度。一是將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建設適度納入政法隊伍建設范圍，加大政法經費保障力度；二是對于參與國家“一帶一路”重點建設項目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的律師事務所給予一定程度的資金補貼；三是對于“走出去”提供服務的律師個人和律師事務所，建議國家實施靈活的外匯管理政策，適度放寬外匯管制限額。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