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中華文明能夠長期延續、不斷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內涵豐富的優秀傳統文化和各具特色的治理制度提供了精神力量和制度保障。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在這場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和重大斗爭中，中國制度、中國方案、中國之治再一次彰顯出巨大的優勢和效能。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提出，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大局觀，夯實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我們約請專家學者撰文，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逐步形成的文化傳統和制度體系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從歷史中尋找答案、汲取智慧，從而更加自信更加堅定地健行在無限光明的中國道路上。

不同的文化理念孕育不同的民主模式。作為源于本土、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人民政協制度深深浸潤著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其中，“和合”文化是人民政協制度創制和發展進程中最具內生性與精髓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和合”文化一脈相承，人民政協的制度設計、實踐發展和成熟定型，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進行的創造性建構過程。

嵌入制度設計過程的“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識，具有極其豐富的文化和思想內涵。從“和合”文化理念緣起以及發展至今的文化史梳理，它在結構上至少具有四重內涵：一是和諧，“以和為貴”“和衷共濟”；二是和而不同，“多元一體”；三是中庸，“執中致和”“適中為和”；四是天人合一。這四重內涵既是一種哲學觀念、文化理念，也是一種精神境界、社會理想。歷史地看，幾千年的世代相承、不斷延展，“和合”文化無疑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文化情結、價值觀念，深深扎根于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以“以和為貴”“天人合一”為理想境界，“和而不同”“執中致和”為精神內核的中華“和合”文化，在歷史進程中顯示出強大的兼容并蓄、涵容異質、多元整合、求同存異能力，為中國這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以與時俱進、海納百川的姿態吸納現代文明、開創嶄新社會政治制度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思想和精神養料。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批判地繼承和吸收了傳統政治文化的“和合”基因，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開創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一獨特政治組織及其制度。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中南海勤政殿成立。這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和贊成“五一口號”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等組成的新型協商議事機構雛形。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成功召開，則是以“共商國是”的方針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建構。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基于中國具體國情和文化傳統，有別于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制度性變革。

在組織結構設計上，人民政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政治上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性，既符合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政治理念，又充分體現了我國崇尚兼容并包、以和為貴、和衷共濟的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和合”文化理念、運用“和合”文化理念、弘揚“和合”文化理念的重要政治舞臺，人民政協的制度設計既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普遍性，又符合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在規范意義上，社會系統中人與人之間有性別、年齡、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別，社會結構里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階層、文化、職業等形成的差異。而人民政協制度的設計正是在承認和尊重差異的基礎上，通過政協這樣一種政治組織來尋求最大公約數、凝聚最大共識，由此達到國家治理的優化和社會運行的和諧有序。

在機制設計上，人民政協用協商而不是競爭的方式來處理不同政治主體間的關系，實現“和”的社會秩序。在具體國情中，人民政協一以貫之的屬性就是統一戰線組織，多黨合作的統一戰線對外是斗爭性與革命性的統一，對內是協商性和民主性的統一。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機制既正視各種差異性、多樣性，同時又采取平等的、友善的、坦誠的、妥協的、包容的、柔和的方式。毋庸諱言，這種協商之“和”，并不是不講原則，這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在人民政協工作中的充分體現。顯而易見，人民政協“既尊重多數人的共同意愿又照顧少數人的合理訴求，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兼容并蓄的優秀文化傳統，體現了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和合文化。”這一機制設計能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找尋到歷史的邏輯。

總之，“和合”文化嵌入人民政協的制度架構，是立足于中國政治文化和政治實踐的一種民主形式，并被賦予了時代內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離中國的歷史和文化，難以說清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和必要性，難以說清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和它對中國歷史上治國理政智慧的繼承性，難以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所蘊含的中國話語、中國風格和中國氣魄。

制度實踐發展與“和合”文化的豐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政協植根于中國歷史文化，產生于近代以后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斗爭，發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光輝實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從人民政協發展的歷史和文化學的角度考察，“和合”文化的豐富發展與人民政協制度實踐的展開是同頻共振的。

“和合”文化客觀真實地體現了人民政協制度運行的客觀規律，規范和引導人民政協的實踐活動。與此同時，伴隨著人民政協制度實踐的不斷展開和創新性探索，不僅拓展了“和合”文化概念的外延，而且進一步充實和豐富了“和合”文化的內涵，挖掘出了極富時代性的價值。

一方面，“和合”文化對多樣性和多元化的倡導，對多元共存和發展的強調，與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具有一定的契合性，這為人民政協制度的運行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資源和文化背景。如團結與民主兩大主題就具體體現了“和而不同”的精神要旨，成為人民政協著力增進共識、促進團結的基本價值取向。人民政協從誕生之日起，就根據我國政治制度的運行現實和政治體制特點提出了“大團結、大聯合、囊括一切代表人物”的方針。70多年來，人民政協高舉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努力促進社會主義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的和諧，為實現祖國統一，為維護世界和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人民政協的制度實踐和創新性探索豐富了“和合”文化的時代內涵。例如，人民政協的基本職能在規范化程度、程序性建設和制度化水平上不斷完善，通過擴展凝聚共識職能、吸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等途徑，最大限度包容不同民主黨派和不同社會群體；通過網絡議政以及協商會、調查研究、座談會等形式集思廣益，進行真誠、客觀、平等的交流和對話。在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和凝聚共識的具體活動中，人民政協的參加單位和政協委員涵蓋了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協商中，各個不同利益群體和社會各方面的不同意見，甚至反對意見，都可以得到充分表達、充分反映，是一個“去同取和”的過程。這種“去同取和”既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思想的應有之義和自然延伸，又詮釋了“和合”思想的當代價值。

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國智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個動態過程，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是一個動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同樣，人民政協制度也不例外。70多年來，人民政協經歷了“各黨派的協商機關”“民主協商機構”到“專門協商機構”的歷史階段。把人民政協定位為專門協商機構，是“和合”文化當代價值的體現，蘊含著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在新時代的豐富內涵，反映了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轉型的現實要求，賦予了人民政協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中的新定位和新使命。這一切集中體現了人民政協制度的功能優勢，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之治”的智慧和文化魅力。

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人民政協與國家治理結構具有極高的契合度，體現著中國特色國家治理和協商民主的內在特征。人民政協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把社會各界人士的訴求表達納入國家治理的軌道，由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推動人民政協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發揮好專門協商機構的作用，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人民政協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新時代人民政協的新方位新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從人民政協發展與中華優秀文化相關性分析，人民政協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定型與中華文化理念的豐富、發展密切相關。

用辯證、科學的態度對待中華傳統文化，汲取優秀精華為人民政協發展所用，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特別是充分挖掘“和合”文化蘊涵的當代價值，研究“和合”文化在人民政協工作與建設中的作用，對于新時代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在傳承“和合”文化基因的同時，還必須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將包括和合文化在內的中國優秀政治文化特質、中國民主革命的精神血脈和中國共產黨科學的政治文化精神融為一體，并以開放的文化心態，吸納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為深化新時代人民政協制度的實踐提供更為厚重的文化基礎和精神養料，從而使人民政協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作者系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教授，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理事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兼職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