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攻堅不僅要做得好，而且要講得好。”在14億人口大國消除絕對貧困，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壯舉。怎樣呈現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我們要站在時代高度，面向世界講好中國脫貧攻堅故事，讓世界讀懂中國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

牢固樹立作為世界減貧“最大貢獻者”的中國形象。首先，要講清楚中國反貧困的歷史性跨越。作為曾經的最貧窮國家之一，中國是世界現代史上無可爭辯的“減貧巨人”。上世紀80年代后的30多年，中國累積減貧8億多人，以占世界1/5的人口貢獻全球七成以上的減貧總量。同時，要講清楚攻堅克難的現實挑戰。國際經驗表明，最后10%的貧困人口是“貧中之貧”“困中之困”，是減貧脫貧的“難中之難”。2012年底后，中國減貧9000多萬人，貧困發生率從百分之十幾降到接近歸零。今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我國將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這么短時間實現這么多人口脫貧，是新時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最鮮明標志。

深入闡釋“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理念。一位美國學者對中國的“脫貧攻堅”感嘆不已，認為這是“最精彩的中國故事”，也是“瓦解關于中國的偏見、改變對中國認知的最強有力的敘事”。因為，“它最強有力地表明了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對待人民的態度”。比如，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把一個基于“確切時間表”的減貧目標作為自己的施政綱領并作出鄭重的承諾。“人民”二字是中國扶貧故事的靈魂。徹底改變億萬貧困人口的命運，就是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的最生動實踐。同時，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我們要始終把人民作為脫貧攻堅故事的主角，書寫人民創造歷史的時代記錄。

充分揭示“大扶貧格局”中蘊含和顯示的中國力量。集中統一領導，對口支援幫扶，全社會廣泛參與——啃下最后的“硬骨頭”，靠的是制度優勢。不久前，“懸崖村”視頻再度刷屏。這一次，從奴隸社會“一步跨千年”進入社會主義的四川涼山直過民族群眾，從海拔1600米的大山搬到縣城里的樓房。在84個彝族貧困戶“下山進城”這個縮影的背后，是“十三五”期間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人口規模的1000萬貧困群眾，通過“搬遷脫貧”走向新生活的恢弘圖景。同樣，隨著胡麻嶺段高風險施工難題被攻克，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構想的“蘭渝鐵路”，在反貧困大決戰中全線貫通。從“懸崖村”告別絕壁上的天梯，到胡麻嶺高含水地質中打通的隧道，讓世界看到的是中國攻克“貧困堡壘”的強大意志。

客觀反映以社會變革為底色的中國國情。脫貧攻堅作為具有特殊內涵的社會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演進邏輯的必然延伸。一方面，“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這“兩大奇跡”，是脫貧攻堅的敘事背景。30多年的持續消減和“最后一公里”的攻城拔寨，帶來的都是社會面貌的深刻變化。另一方面，在脫貧攻堅中走向全面小康的中國，破解著“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新的歷史性課題，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我們要把基本國情和國際地位的“兩個沒有變”，作為展現真實、立體、全面中國的重要視角。

努力打造新時代貧困治理的中國話語。消除貧困是人類面臨的歷史任務，也是困擾世界的現實話題。長期以來，從“什么是貧困”到“怎么消除貧困”，西方形成一套占據主導地位的話語體系。全球減貧格局的演變將推動構建新的反貧困理論。中國減貧扶貧脫貧的實踐創新，蘊含著豐富的貧困治理話語資源。我們要圍繞“精準扶貧”這一新型貧困治理模式和科學理論體系，在講好中國脫貧攻堅故事的過程中，構建面向世界的中國特色扶貧話語體系，不斷提升貧困治理國際話語權。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委員，中國日報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