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平時可以按照宏觀經濟“三駕馬車”、提高勞動生產率、防控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等經濟理論，把國家大賬和百姓小賬算得清清楚楚。突發事件來臨、需要全社會合力面對的時候，他們就會變換話語體系———不再談什么系數理論模式，不再算經濟賬，而是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獨特的經濟發展道路，談市場主體的擔當作為。談到動容，談到落淚。

經濟學家也是人民群眾。這份看似非學術、不理性的動容，源于大是大非面前，14億中國人超越學術與理性的義利觀。

“我公司的蘋果大又圓，武漢要多少捐多少。”“我公司智能設備很好用，不嫌棄就收下。”“剛轉產口罩，誰家能提供配套材料，高價收。”“這趟貨免費運，說清在哪兒集合就行。”……疫情期間，為了保障一線抗疫、助力全球防疫，中國很多企業不僅捐款捐物，還賠本生產、打折銷售，以至于有的專家說，抗疫期間的中國企業被稱為“企業”不一定準確，叫“社會組織”可能更合適。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不僅助力國內抗疫，中國企業積極援助國外抗疫的事例也屢見不鮮。昔日國際貿易領域的競爭對手，成了今天的“共患難”的比鄰。來自中國的援助總是最快的，從中國采購防疫物資的外國朋友，熟諳人民幣匯率的同時，也讀懂了“不義之利不茍得”的中國式生意經。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做到義利兼顧，要講信義、重情義、揚正義、樹道義”。

正是始終堅持這種義利觀，中華民族才能在戰“疫”之中，不忘鐵肩擔道義、真情共患難，及時向國際社會伸出援手。而能夠做到義利兼顧，則正是源于中國經濟體系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