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時代，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對各地區各部門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其中理念更新、理論創新的任務很重。比如在經濟學理論方面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從操作層面上，對幾個省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分析來看，經濟統計指標還是以數量為主。質量指標也有，但沒占到主要地位。比如對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糧、菜、肉、奶的統計數字還是多少噸、多少斤，而不是蛋白質含量提高了多少？無公害、有機綠色等指標提高了多少？化學農藥減少了多少？

當然這也不奇怪。我們的經濟學當前還是數量經濟學內容為主，表達質量指標的體系各部門還在建立健全之中。特別是我們的“宏觀質量經濟學”學科尚待建立。“生態經濟學”學科和教科書還有待成熟，翻譯過來的幾本還可以，但還有一個中國化的過程。表達精神生活領域的《內容經濟學》尚為空白——我們知道精神產品主要是以文化等無形資源內容與有形資源載體的配置展開的。

所以在基層工作中出現了“隔山打牛”的狀況。

我認為，現在缺的就是表達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相應的理論還沒有建立，相應的學科建設還沒跟上。

此外，干部的本領恐慌有其主觀原因，比如知識結構的失衡，特別是不能把新的科學技術和傳統優秀文化的融會貫通有關；同時也與理論創新滯后，教育上學科建設以及政府各部門質量體系建設跟不上時代發展密切相關。

新時代是生態文明的時代、信息化的時代、文化轉型的時代、價值取向東方化的時代、綜合性極強的時代。這對國家各部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論創新要跟上，學科建設要跟上，表達高質量發展的各類指標體系的建設健全要跟上。

當然，我們民主黨派是知識分子組織的參政黨，我們在政治擔當的同時，也要有相應的學術擔當，要以高度的歷史使命感發揮各自優勢，履行應盡職責。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民盟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主委、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