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疫病一直與人類文明如影相隨。我國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對疫情的規律性認識。《黃帝內經·素問·本病論》稱：“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濕令不化，民病溫疫”。《周禮·天官冢宰》載：“四時皆有癘疾”。疫情橫行之際，百姓深受其苦。然而，無論疫情如何肆虐，中華民族始終沒有低頭和退縮，而是奮起抗爭，抵御住了一次又一次嚴重的災疫侵襲，在疫情過后迅速復耕田地，繁衍人口，繁榮商貿，振興經濟。在幾千年的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以愈挫愈勇的堅韌、博大深邃的智慧，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這與歷代不斷完善的抗疫舉措與制度建設密不可分。

歷代法典均明確疫情為大事，將抗疫表現納入職官考課

疫情關乎百姓安危，影響國家稅賦收入，因此，歷代在立法時都將疫情奏報列為國之大事，要求地方官據實上報，各地驛站不得拒絕和延誤。唐令規定，呈報疫情的官文書須遵循“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的期限，延誤者處罰。《唐律疏議·職制律》規定：“諸驛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大明律·吏律·公式》“事應奏不奏”條規定：“若軍務、錢糧、選法、制度、刑名、死罪、災異及事應奏而不奏者，杖八十。”法律同時要求地方官詳細勘驗疫情致損情況，杜絕瞞報漏報，以確保朝廷準確掌握受災情況。《大明律·戶律·田宅》“檢踏災傷田糧”條規定地方官對一應災傷田糧，應親詣田所用心勘察，如故意隱瞞，通同作弊，須負相應刑責。

為督勵各級官員全力抗疫，朝廷不僅派遣監察御史等欽差巡視、指導，而且將地方官的抗疫表現列入考課。對于因私廢公、借機虐民、慵懶畏避的惡吏，一律依法嚴懲；對于奉公守法、廉能昭著、舍身救民的賢吏，則及時褒揚，以示獎優汰劣，賞罰分明。法律特別注重對上官的考課，只有上官勇于任事，居下位者才不敢疏忽。明景泰五年(1454年)，右都御史李實巡撫湖廣期間擅作威福，對人民饑疫救治不力，上疏自責，被朝廷撤換。這一嚴治上官的舉措，使地方震動，紀綱為之一振。

歷代法典還載有專條，打擊謠言，穩定人心。《大明律》《大清律例》均設有“禁止巫師邪術”條和“造妖書妖言”條，明確了對制造及傳播妖術、謠言等行為的刑事制裁，尤其規定，利用“讖緯、妖書、妖言”惑亂人心者，處以死刑。

官府和民間協力抗疫，共克時艱

除了法典規定，皇帝在疫情暴發時，也嚴令各級官吏施行仁政，安撫民生。明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頒布《寬恤事宜》，專門強調賑恤百姓和收葬遺尸：“水旱災傷去處，如遇饑民缺食，有司加意撫恤賑濟，逃民招撫復業，免其糧差三年，及各處地方有因饑疫身死，無人收葬者，所在軍民有司，即與掩埋，毋使暴露。”在法律的嚴格要求和朝廷的三令五申下，地方官一般都能積極抗疫，實施開倉濟民、差醫治療、建立義冢、收養遺孤等一系列措施。為幫助百姓恢復生產生活，地方官在大疫之后，多立足本地實際，向朝廷奏請免除或緩征稅賦。

在抗疫過程中，各地的士紳鄉賢也盡力給予協助。清乾隆帝曾諭群臣：“從來救荒無奇策，富戶能出資賑糶，足以助官賑之所不及，于閭閻殊有裨益。”士紳鄉賢在購置治疫藥材、施粥接濟百姓、收埋尸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僅極大地提高了疫情的防治效率，而且彌補了地方官府抗疫力量的短缺和救治能力的不足。正因為官府抗疫與民間自救密切配合，才最大限度減少了百姓的生命財產損失，受疫情影響的社會秩序也得以盡快恢復。

加強疫情預防的制度建設，總結經驗，防患未然

經過長時間的抗爭和對疫情的深入了解，歷代除了在疫情暴發時組織力量，積極應對，也注意通過醫藥管理、醫書刊印、倉儲設置、司法審判等制度建設，加強疫情預防，形成一整套防治結合、多措并舉的疫情治理方式。

秦漢以后，中央陸續建立太醫署、太醫局、太醫院、尚藥局等醫療衛生與醫藥管理機構，遇地方疾疫流行，遣醫官分而治之。西晉出現了專門性的醫療及醫藥管理法規《醫藥疾病令》，至唐代，形成更為明確具體的《醫疾令》，無論醫官、醫士的培養、選拔、考試、差派、考核、升賞，還是醫藥的采購、存儲等，均有詳細規定。明代頒布惠民藥局之令，在各府州縣遍設惠民藥局，撥付公帑購置藥材，每逢疫情暴發，凡軍民之貧而病者，皆由醫官治療并發給藥物；還在各地開辦醫學，培養醫生。清代承襲明制，普遍建立地方藥局，選擇良醫，盡心救治病患，全力保全民命。

為了普及醫藥知識，提升醫療水平，國家統一審核、收集和刊印醫藥書籍。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仁宗下詔設立校正醫書局，委任專官，集合名醫，對歷代流傳下來的醫藥書籍進行集中整理，《傷寒論》《金匱要略》《千金要方》等醫書都得到認真校勘并頒行全國。明嘉靖時，世宗為幫助百姓抵御疫病侵襲，還親自制定、檢驗《濟疫小飲子方》，下令禮部刊印。

明清各府州縣遵照朝廷政令廣設預備倉、常平倉，儲藏糧米，遇年荒賑貸百姓，逢災疫救濟民生。清代還于鄉村、市鎮廣設社倉、義倉，使倉儲備荒防疫體系進一步完善。皇帝非常重視發揮倉儲在抗災防疫中的作用，明太祖曾下諭：“天下預備倉廩正為荒歉而設，即遣人與縣官、耆民，照戶給之，務使饑民切霑其利。”康熙帝也說：“救荒之道，以速為貴。倘賑濟稍緩，遲誤時日，則流離死喪者必多。雖有賑貸，亦無濟矣。朕每聞水旱災傷，即遣官動支正項錢糧賑濟，以此故也。”

鑒于罪囚久系獄中，在酷暑時節容易感染疫病，明清還實行熱審之制，避免獄中疫情肆虐。每年孟夏，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官審錄罪囚，徒、流以下，減等發落。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神宗下詔：“寄監人犯暑月易生疾疫，每夏四月，比照熱審事例清查釋放。”邱濬在《大學衍義補》中說：“孟夏之月天氣始炎，將馴至于大暑也，恐罪人之系于囹圄者氣相郁蒸，或致疾疫，故于是時也，于刑之薄者即結斷之，不使久系；罪之小者即遣決之，不使收系；系之輕者即縱出之，不使復系。”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以豐富的智慧、堅強的意志，一次次戰勝了疫情。今天，相信我們能夠再一次經受住錘煉和考驗，取得這場艱苦卓絕的抗疫斗爭的最終勝利。

(作者：張晉藩 王斌通，分別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研究”首席專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