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五俗稱“填倉節”，寓意新的一年五谷豐登。今年的那天，早上不到7點，杜明燕家的餃子就出鍋了：月牙形餃子中間擺放著一個象征糧囤的圓形餃子，造型格外精致。

其實，杜明燕很忙。春節前，她剛剛結束在北京為期一年的掛職鍛煉，重返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扎蘭屯市副市長的崗位上。緊接著，她又被任命為扎蘭屯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常務副總指揮。

聊近況、憶往昔，記者發現這位少數民族干部有點特別：她從鄂溫克族歷史聊到現在只需花10元錢就能在她家附近的早市吃得很好，娓娓道來中有見地、接地氣；兩次被破格提拔，卻自嘲依舊是那個20多歲時經常客串講解員的黑胖姑娘；不喜歡打扮，但興趣愛好廣泛，美食、運動、詩歌，還養貓……

采訪她，杜明燕說自己更想講講那些她熟悉的鄂溫克人的故事。

馴鹿與尋路

“敖魯古雅使鹿部落是鄂溫克族的一個分支。2003年，獵民從山上搬遷到根河市敖魯古雅鄉定居。今年100歲的瑪利亞·索是使鹿部落也是中國最后的女酋長，至今仍生活在大興安嶺原始森林的一個獵民馴鹿養殖點，她常說‘沒有了馴鹿，就沒有了我們這個民族，我離不開我的馴鹿。’為了保護森林與馴鹿，瑪利亞·索等獵民一輩子吸煙不用明火，而是將煙葉揉碎后加入香料做成口煙放在牙縫里。拜訪瑪利亞·索額尼（額尼為鄂溫克語，意為“媽媽”）時，最難忘她收到琥珀香旱煙后稀罕得嗅了又嗅的可愛模樣。”

鄂溫克族是中國唯一飼養馴鹿的民族，而瑪利亞·索的故事家喻戶曉。

馴鹿對于鄂溫克人的意義是什么？杜明燕的回答有點幽默：“以前，獵民早晨見面時，最先問候對方家里的馴鹿。”她說，在國家出臺禁獵措施之前，如果馴鹿沒有回家，鄂溫克人會帶著列巴背著獵槍，沿著鹿蹄印到森林里去尋找，經常需要幾天或者更久的時間……

故事感人，現實卻是殘酷的。杜明燕一口氣拋出3個問題：如何保護馴鹿？如何改善獵民生活？如何傳承民族文化？

鄂溫克人的這些難題已經得到了社會的關注。早在2011年，白巖松就曾帶著央視《新聞1+1》欄目組探訪過使鹿部落，當時，他與瑪利亞·索還給一頭沒有名字的小白鹿起名“白巖松”。2019年9月，杜明燕到敖魯古雅鄉調研時，瑪利亞·索的女兒德克莎難過地告訴她：“白巖松”被熊咬死了，只留下一頭用奶瓶喂養的小鹿崽。

待今年全國兩會時，杜明燕要當面告訴同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白巖松這個消息。她也想呼吁更多人關注馴鹿的生存問題，“獵民和馴鹿經常受到熊、狼等野獸的襲擊，加上其他因素，馴鹿正日益減少。”

在杜明燕手機里，保存著一張她與一頭小馴鹿的合影。她告訴記者：“使鹿部落養殖的1200頭馴鹿是我國最后的馴鹿物種種群。”說這句話時，她的眼睛里含著淚。而采訪一開始，她可是笑著講完了前段時間帶著患重病的二哥求醫的經歷。可想而知，作為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唯一的鄂溫克族委員，“使命”二字在她心中重千鈞。

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后，杜明燕每年都要去敖魯古雅鄉調研，曾提交過2件提案、1份社情民意信息，為馴鹿尋路，為鄂溫克族獵民建言。她呼吁：在國家層面建立馴鹿的養殖、繁育、保護基地，同時落實好馴鹿養殖的補貼和保險制度；“這樣也可以激勵新一代使鹿部落年輕人學習鄂溫克語與飼養馴鹿的知識，讓他們更好地傳承民族文化。”

解決馴鹿的生存問題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杜明燕已經做好了長期為馴鹿尋路的準備。

星火的力量

“我的父親雖然童年生活艱辛，但也是非常幸運的。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后，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成立布西中學，他有幸成為第一屆學生。從布西中學到烏蘭浩特一中，再到建工學院學習土木工程與橋梁設計，父親不僅成為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也成為大興安嶺筑路隊的一名工程師。后來，父親受‘文革’的影響回到老家，一直當村會計。他帶領大家蓋起了村里的第一個磚瓦結構的學校、修路、通電……父親心胸坦蕩、踏實肯干，頗受家鄉人的尊敬。”

做人做事，杜明燕深受父親的影響。

杜明燕出生在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嫩江畔的宜斯坎村。那里三面環山、一面繞水，只有400多人，是達斡爾族、鄂溫克族聚居的地方，大家都使用達斡爾語。“小時候，收音機是我們與外界唯一的聯系，雖然我聽不懂收音機里的話，但這并不影響我對遠方的向往。我最祈盼的是能有電，能看上電視。”

在這個小山村長大的杜明燕，求知路十分坎坷。上初中時，她從家到學校要蹚過兩條河、翻越兩座山，有15公里山路，她騎過馬，坐過馬車、牛車、拖拉機，甚至劃過船，更多的時候是步行。最危險的一次遇到村里的道路被雨水淹沒，她用了14個小時才走回到家。她上學的同伴越來越少，最后只剩她自己。

后來，杜明燕攻讀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那時候，我講漢語都跑調兒，父母也不贊成我報考中文系。”她解釋說，“可能是受我的啟蒙老師、村小校長來寶叔叔的影響。我小時候讀的小人書和小說都是從來寶叔叔那里借的。他擅長達斡爾族的說唱藝術‘烏欽’，我經常穿過整個村子去他家聽他講故事。”

回憶過往，杜明燕經歷的考驗太多，哪怕有一次動搖，都不會有現在的她。

1995年，杜明燕19歲。她畢業后回到鄉鎮當了一名初中語文老師。“那時我僅比我的學生大三四歲，每逢周末，我就領著學生們回村里，一跑就是五年，直到2000年，我調入職業高中工作。”2002年，“不安分”的杜明燕考上國家公務員，成為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政府辦公室秘書。

為什么突然轉行？杜明燕說自己當時沒有想那么多，也并不覺得轉行是一件有多大風險的事。是啊，她的父親就是轉行后開創了一片新天地，雖然有挑戰，可卻更好地實現了人生價值。

杜明燕生性樂觀。在旗政府辦公室工作的兩年多時間里，她主要給副旗長做秘書，由于基層工作人員少，她承擔了大量額外的工作。她開玩笑說：“那時候，很多人知道政府辦有個黑黑的胖姑娘經常客串講解員。”

“不怕吃苦、不怕吃虧”，是很多人對杜明燕的印象。從政府辦出來，她先后任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旅游局副局長、民族鄉鄉長、科技局局長、教育科技局副局長。2017年至今，任扎蘭屯市副市長。

杜明燕表示，自己是國家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受益者。多年來，她多次參加學習培訓和掛職鍛煉，僅2019年就先后參加了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統戰部組織的4次培訓，并被選派到中國華能集團掛職工作一年。“收獲是巨大的，不僅強化了理論武裝、堅定了理想信念，還感受了團結的力量，收獲了深厚的情誼。”

杜明燕和她的“同學們”告別時總是相互鼓勵：“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

沸騰的希望

“鄂溫克族崇拜太陽，用牛、羊皮毛等制作的‘太陽花’寓意溫暖吉祥。烏仁是鄂溫克族自治旗伊敏蘇木阿貴圖嘎查的一位牧民，是旗里最早一批做家庭牧戶游生意的人。2010年，烏仁創辦了鄂溫克民族傳統手工藝工作室，組織嘎查里的貧困姐妹一起縫制‘太陽花’飾品。作為內蒙古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烏仁和她的姐妹們每年都要到鄂溫克族聚居區傳授技藝，發動貧困戶跟她們一起學，帶動更多人致富。”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杜明燕希望鄂溫克族多出現一些“烏仁”。

杜明燕對“太陽花”情有獨鐘。她家里不僅有“太陽花”墊子、掛飾等手工藝品，還有幾十件“太陽花”配飾，其中包括她自己縫制的。其實，除了“太陽花”項鏈，杜明燕很少佩戴飾品。目前，她已經準備好了今年參加全國兩會要穿戴的鄂溫克族索倫部、通古斯部、使鹿部的服裝以及“太陽花”項鏈。

可以說，“太陽花”深受歡迎主要是因為它體現了狩獵文化。“歷史上，鄂溫克族男子馴鷹狩獵、牧馬放羊，女子善于栽種、縫制獸皮衣服、編制樺樹皮容器，創造了燦爛的狩獵文化。”在杜明燕看來，當傳統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優勢后，民族文化得到了更好的傳承。

當然，鄂溫克族的民族文化也有不容樂觀的方面。杜明燕認為，最大的問題是語言的傳承，“2009年，鄂溫克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18種瀕危語言行列。”

據杜明燕介紹，鄂溫克族是只有3萬多人的人口較少民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語言是代代口耳相傳的。“語言是融在民族血脈的記憶，但現在很多孩子在接受現代教育的同時，已經逐漸將民族語言遺忘了。”

多年來，杜明燕一直關心著鄂溫克語的發展。她告訴記者，保護和傳承鄂溫克族語言已經成為諸多專家學者、鄂溫克族同胞深入思考進而付諸行動的一項重要工作，“目前，鄂倫春語、鄂溫克語和達斡爾語語言文化大數據采集與平臺建設進展順利，鄂倫春語辭典已經編纂完成。”

形勢雖然嚴峻，好消息卻不斷傳來。2018年，杜明燕從全國政協委員、普米族歌唱家茸芭莘那那里了解到一個消息———國家圖書館籌劃啟動了中國記憶項目以及人口較少民族口頭傳統典藏計劃。杜明燕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個難得的機會。目前，經過她的牽線搭橋，國家圖書館已經與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對接，即將在內蒙古開展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俄羅斯族四個人口較少民族的典藏計劃。

杜明燕眼中的全國政協“蘊藏著無限智慧與力量”。她說：“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委員聚集在一起，反映民情、表達訴求，參政議政、共商國是，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生動體現。每個民族的代表委員都在深刻思考著本民族的發展問題，并不斷探索著解決的辦法。”

能夠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杜明燕感覺“特別光榮和使命擔當”。

杜明燕告訴記者，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她準備提交關于呼倫貝爾草原生態建設和現代農牧業產業發展、計劃生育特殊家庭扶持政策等方面的提案。會后，她要自覺做一名“草原學習輕騎兵”宣講員，將黨的民族政策、惠民政策講給基層群眾聽，鼓勵大家繼續發揚吃苦耐勞、一往無前的蒙古馬精神，把日子過得像滾燙的水一樣沸騰，建設好祖國北疆亮麗的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