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打亂了社會的正常秩序和人們的生活節奏，給人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和嚴重的危機，但這并沒能動搖我們的必勝信念。這種必勝信念，不僅來自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執行能力，也源于中華文明的“韌”性特質。

災疫頻仍的中華民族

縱觀歷史，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只有中華文明不僅一脈相承地延續下來，而且不斷創造輝煌。這并不是因為中華大地得天獨厚，事實上，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所遭受的災難尤深尤重。中國地域遼闊、環境復雜，加之人口眾多導致資源匱乏、生態脆弱，因而成為世界上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據鄧拓1937年所撰寫的《中國救荒史》一書統計，史學界關于中國自然災害史的統計和研究，從先秦到民國3700年間，史籍所見的水、旱、蝗、雹、地震、瘟疫、饑歉等災害，計有5200余次；其中死亡人數過萬的重大自然災難達到190多次，死亡人數超過3000萬。單就瘟疫而言，清末以前，有確切疫災年份記載的發生過疫災的年數為669年，平均每4年就有一年發生疾疫災害，而且越靠近近代，瘟疫發生的頻次越高、程度越烈。所以鄧拓說：“我國災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獻可考的記載來看，從公元前十八世紀，直到公元二十世紀的今日，將近四千年間，幾于無年無災，也幾乎無年無荒。”

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的頻發，加上救災條件的落后，給普通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即以近代而言，1876至1878年華北的“丁戊奇荒”，至今晉豫鄉間還多存有“記荒碑”，讀之令人感慨。由于自然災害以及伴生的社會動蕩、國內戰爭、外敵入侵，世界上很多輝煌一時的偉大文明就此覆滅。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就提出， 兩河文明、希臘文明與羅馬文明的衰落，與自然災害的頻仍直接相關。而據后來的歷史研究，也證明古埃及文明、兩河領域的古阿卡德帝國、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氣候波動和生態崩潰；瘟疫的暴發，也直接導致了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的結束以及“發現新大陸”之后美洲原住民的大量滅絕和阿茲臺克帝國、印加帝國的迅速瓦解。但是，讓災難史研究者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何以同樣遭受周期性、大規模自然災害的中華民族，卻每每能夠在災難中迅速恢復，并持續發展？

儒道互補的文明特質

對于這一問題，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視的是，自古以來資源的短缺、災難的頻仍，讓中國人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民族心理，并積淀為一種深層的社會意識，我們可以稱作“韌”的精神。在中國文化中這種“韌”的精神，蘊有強大的自我恢復和更新能力，呈現出變通的智慧和頑強的活力，從而安然渡過歷史長河中各種各樣的困境，生生不息，綿延不絕，歷經一次又一次的災難和變革而延續至今。

“韌”的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表現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內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統國家出現的前夜，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針對不同的社會情境，各抒己見，提出為人處世、治國安邦的種種方案，形成了數千年來民族智慧的“百寶箱”。其中兩個相輔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說儒家思想代表了中華文明積極進取、勇于擔當的陽剛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則反映出謹慎內斂、謙虛忍讓的陰柔一面。兩者一剛一柔，一張一弛，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韌”性特質。

儒學是講求“入世”的進取型思想，它以“修齊治平”為己任，追求人在社會中的自我實現。這種思想恰可與現代社會的競爭環境相配合：現代社會崇尚進取，鼓勵競爭；儒家思想重視群體，鼓勵奉獻，這些都是社會前進的動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夠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巨大的潛能，東亞“儒學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莊子》所謂“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現代社會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也是一個不斷加速、高度緊張的時代。在超速的社會發展中，進取型的思想也會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過重視“成就”而忽視人與自然的協調，過于重視“功名”而忽視人與內心的平衡。由此而言，這次疫情的暴發，使我們能在高速發展的社會生活中重新回顧中華文明中沉靜內斂的另一面。

實際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種“社會病”，一種“文明病”，它在歷史上就是隨著人類進入農耕社會開始大規模的聚居而發生，并隨著人群的移動而傳播。而近三百年間開始的現代化進程，是人類歷史上最劇烈、最深遠的社會變遷過程之一，也是對自然的征服、資源的掠奪、生態環境的破壞最嚴重的時期。長期以來，人類都習慣于認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價值，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顧自然的利益，這就是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中國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處，就在于它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發展的這種缺陷。在道家看來，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無貴賤”“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人與自然萬物在生態系統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不要把人凌駕于自然萬物之上，人的社會秩序要去適應物的自然秩序。要摒棄對自然過度的強力扭曲、干擾和破壞，使萬物能夠“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達到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存在與發展的最佳狀態，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順應自然，才能達到與自然的協調統一。這種整體主義的生態自然觀，能夠糾正“生態擴張主義”的偏失。

其實，不僅是面對自然，在面對現代的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時候，道家的態度也值得重視。社會成員長期處于競爭壓力和信息爆炸之下，會失掉應有的韌性，感到焦慮抑郁，心靈無處安放。而這次疫情帶來的沖擊，又將這種心態失衡進一步放大：對于病癥的恐懼、對于封閉的不適、對于未來的焦慮，縈繞在很多人的心頭，讓人寢食難安。對此，道家思想強調要對災變生死抱有順應的超然心態。同時，它又特別重視對于身家性命的養護，認為過分放縱物質欲望是疾病之源，主張返璞歸真，在沉靜自然中積蓄力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在現代社會的喧囂聲中求得內心的安寧至為重要。這種淡泊自然的生活態度，在任何時代都有其意義，而尤為一日千里的現代社會所需要。道家還指出逆境和順境的辯證關系：“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認為靜可以轉化為動，柔可以轉化為剛，弱可以轉化為強。認識了災變生死的必然性和正反轉換之可能，我們在面對突發疫情時就能有所寄托，進退自如。

進退有據的中國智慧

“內用黃老，外示儒術”，是中國古代許多治平之世的原則，實際也是對中國智慧的一種概括。儒、道兩家所代表的中華文明進取和內斂的兩種取向，相互補充，在面對不同的社會情境時提供了靈活的應對之道。馮友蘭先生說：“儒家‘游方之內’，顯得比道家入世一些；道家‘游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一些，這兩種趨向彼此對立，但是也互相補充。兩者演習著一種力的平衡，這使得中國人對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并存，進取和內斂精神的結合，構成了中華文明的“韌性”基因，形成了中華文化豐富的變通智慧和強大生命力，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擁有的一種有效應對時代挑戰的機制。面對此次疫情，我們不僅要有擔當、講仁義，同時也要有反思、講靜氣，“以柔蘊剛，以剛蓄柔，剛柔并濟，不折不崩”，抱有“韌”的精神，相信中國人民不僅一定能夠戰勝這次疫情，而且會繼續取得偉大的成就。

(作者：王學典，系山東大學高等儒學研究院執行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