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一系列有分量的政策措施，而最大的利好，就是公平的法治環境。

《意見》提出，應當依法嚴格區分多種不同性質的財產，保護民營企業及企業家的合法財產。對此，上海市青聯委員、嘉法邦（上海）律師菁英薈聯合創始人潘雄律師認為，這些規定進一步細化了涉嫌違法的企業和人員財產處置規則，依法慎重決定是否采取相關強制措施，有助于降低對企業和企業家合法財產的侵害，有效解決現實中存在的“有限責任無限化”等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朱曉武認為，紀檢監察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要保障其合法的人身和財產權益，保障企業合法經營。秉持謙抑、審慎、善意等理念，在辦案中體現對企業家的扶持和保護。要推進建立常態化工作機制、建立系統內收集涉政府產權糾紛方案、持續推動有關產權保護案件的解決，增強政府信用，增加企業信心，激發企業家干事創業熱情，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潘雄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曾明確指出：“提高審判執行效率，切實防止因訴訟拖延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在實踐中，一旦普通民營企業被采取保全措施，資產被查封或銀行卡被凍結，極大可能會導致資金鏈斷裂，加之訴訟和執行程序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將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運營。此次《意見》中對于提高司法審判和執行效率的再次強調，有利于進一步強化審限監管、完善繁簡分流審判機制，加大執行力度與速度，及時有效地維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

朱曉武認為，《意見》提出的進一步保護民營企業知識產權的舉措將切實提高產權侵權成本，從而降低知識產權惡意侵權犯罪行為的發生，使得民營企業投放更多的精力搞創新。

潘雄說：“無論在《意見》中再次強調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還是將該制度納入《民法典草案》，都體現了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不斷重視和加強。通過懲罰性賠償制度加大侵權成本，提升保護力度，是優化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營商環境的重要途徑之一，對于擁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來說意義深遠。”

在具體操作中，朱曉武建議，要完善訴訟證據規則、證據披露，以及證據妨礙排除規則，一方面能降低侵權舉證壓力，將能使得侵權與被侵權雙方對訴訟風險等有一個理性的判斷。另外，相關責任機關也要及時移送、受理關于知識產權案件，完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提高服務效率。

此外，本次《意見》再次明確錯案必糾，提高司法公信力讓人拍手稱快。潘雄表示，本次《意見》再次明確了對侵犯民營企業及企業家人身財產冤錯案件的程序甄別和糾正，向社會傳遞了黨中央依法保護產權的政策導向，有助于增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感以及干事創業信心，穩定社會預期，體現了我國對于加強產權保護、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錯案必糾的態度和決心。

朱曉武認為《意見》提出健全平等保護民營企業法治環境，釋放了保護民營企業的強烈信號，這為保護民營經濟發展奠定了系統性法治制度框架。

山東省政協經濟委員會特聘專家、山東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崔丙群認為，這份最高規格文件，猶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給廣大民企提前送上了新春“大禮”。《意見》不僅再一次充分肯定了我國民營企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還圍繞市場化、法治化和制度化提出一系列有力舉措，為民營企業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系統性、可持續和長期性的制度保障。

崔丙群結合調研實踐，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當前推進民營企業改革發展，在加強法規制度保障的同時，更需企業激發自身強大的內生動力。”

他建議企業，自我激發內生動力必須對接政策找出路，聚精會神辦企業，端端正正有擔當，踏踏實實搞創新；還必須適應營商環境的變化，練好“內功”，將管理現代化落到實處。

崔丙群認為，民營企業“呼喚政策”、更應主動“對接政策”。企業發展必定離不開“好政策”，民營企業改革發展必須要有研究政策、對接政策的實際行動，必須積極主動找政策、用政策、用好政策。

專家們認為，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支持民企發展的政策“春風”持續給力，民營企業要跨越“三座大山”、實現轉型發展，不僅需要構建良好的法治環境，更要企業積極主動適應新環境，實現新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