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一直在鍥而不舍地減輕學生過重負擔，各種“減負令”“禁令”“規定”“緊急通知”等文件層出不窮，措施一次比一次嚴厲。然而，時至今日，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不僅沒有減輕，反而越來越沉重，家長質疑的聲音更是一浪高過一浪。

政策的初衷與實際的效果背離如此之遠，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是減負錯了，還是減負的方式錯了？半月談編輯部近日邀請家長、一線教師、基層教育部門負責人、專家等，就減負發表自己的看法。我們希望以此激發更多的理性討論。

因為，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課題，關系到千家萬戶，關系到國家未來。

1

真“減負”，應恢復學生在校時長

王捷（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現在輿論中有太多的聲音在指責家長給孩子“加負”是“不理性”的，但我認為，當前學生課業負擔過重，這口“鍋”主要不應由家長來背。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國學生面對的相當一部分課業負擔，其實是不必要的。

為什么這樣說？近20年來，學生負擔不減反增，增的是哪部分？最主要的是校外培訓。

校外培訓的興起不是偶然，有客觀環境因素諸如知識經濟時代到來、貧富差距擴大、居民收入增加、民辦教育崛起、單位制度解體等等，再加上我國重視教育、強調勤奮苦讀的文化傳統，這都使得越來越多孩子走進了校外培訓班。不過在這里，還有一個常常被忽視的重要因素：學生的在校時間變了。

在“減負”思潮推動下，過去二三十年，學生在校時間是不斷縮短的。縮短學生的在校時間確實減了學校的教學“負擔”、減了基層政府的教育經費負擔，但是在不改變文憑社會下的選拔性考試制度的情況下，縮短學生在校時間就意味著給了家長更多支配孩子學習時間的機會，而當家長普遍陷入“不知道別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在補習”的囚徒困境恐懼時，他們會做出什么樣的選擇可想而知。

此消彼長之下，通過縮短學生在校時間來減負，其帶來的效果與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馳，整個社會的教育總投入不減反增，孩子們重復機械訓練式的課業負擔不減反增。這些新增的課業負擔就是我所說的“不必要”的課業負擔。

由此，我認為，“減負”政策的主要抓手，不在于讓家長做出“合理”的家庭教育決策，而在于恢復學生在校時長，甚至在特定情況下，有必要恢復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之前，每周六天上學的模式。

至此，一定會有人詰難我：“這不是又回到應試教育的老路上了嗎?”請注意，“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并不以在校時間長度而區分。教育部門和學校縮短學生在校時間，家長會變本加厲地去延長孩子的課外學習時間，而課外培訓班，幾乎無一例外地以應試為目標。而當前的在校教育課程設計正在不斷增加“素質提升”比重，在校與課外兩邊相比，哪邊的應試色彩更濃重一目了然。

具體案例如關于此次“南京減負”，流傳最廣的一篇文章有一個聳動的標題——“南京家長已瘋，減負就等于制造學渣”。為什么“家長已瘋”?原因就在于教育部門大刀闊斧地砍掉學生在校時間，砍掉學校課程中的應試比重。家長一看，孩子應試的任務，學校撒手不管了，全部都要自己想辦法，對于大多數家長來說，自己不懂教育又工作繁忙，最好的辦法就是花錢把孩子往課外培訓班一放，于是孩子接受應試教育的時間又被不必要地延長了。

“南京減負”這樣的操作并非個案，引起的連鎖反應應引起我們的教育政策研究者和決策者深思：所謂“減負”，并不是讓學校把應試任務當成包袱甩給家長，而是要讓學校負起責任來，把孩子的學習時間控制權重新收歸于學校，這樣一來，就杜絕了“不必要”的課外應試教育。在此基礎上，學校要在嚴格監管下增設素質教育課程，增開體育、藝術甚至是編程等興趣活動，讓孩子們的時間投入到更多元化的發展選擇之中。

如果教育政策能夠出現如上設想中的轉型，我認為，最需要注意的問題在于教育均衡，尤其是要在義務教育階段做好師資和教學設施的均衡，否則就難免出現“用公共資金和權力制造不平等”的惡果。

毋庸諱言，即使同樣是公立學校，由于地域和城鄉差異，現在同樣待在學校里，有的孩子能學高爾夫，有的孩子卻連一個籃球都摸不著；有的學校老師本碩“雙一流”起步，甚至還聘有清華北大的博士，有的學校英語課只能等暑假來的大學生志愿者教。

雖然許多研究表明，學校教學質量之間的不平等在程度和后果上，都不如家庭文化資本之間的不平等來得嚴重，但最近一些新聞事件也卻說明，同樣是公立學校卻存在天壤之別，這樣“用公共資金和權力制造的不平等”帶給普通市民的相對剝奪感，遠遠超過了公眾對于富人和私立名校的不滿。

在任何時候，教育政策都應該具有普惠的一面，都要最大程度考慮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對于這個問題，政策研究者和決策者應時刻保持警醒。

2

缺乏配套改革，減負很難獨進

范先佐（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減輕學生過重課業負擔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政府、學校、家庭、社會等方方面面，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但長期以來，我們解決問題的立足點往往著眼于教育內部，而忽視教育外部改革的配套。

比如，在相對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競爭條件下，勞動者個人所受教育的質量和程度越高，就業機會就越多，選擇的工作就越理想，獲得的收入就越高。由于不同工作的收入差距過大，一個人想提高自己的收入，實現向更高社會階層的流動，就得找到更好的工作，想找到更好的工作就必須上好的大學，想要上好的大學就要上好的中學、小學，就要進好的幼兒園。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哪一環都不省心。

因此，這個起跑線不僅拴住了高中階段的許多學生，而且拴住了初中階段的學生、小學階段的學生，甚至向下蔓延到幼兒園階段，甚至胎教階段，層層加碼，惡化了教育生態，弄得大家都很疲憊。加之，現在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兩個孩子，輸不起，不可能拿孩子的前途做賭注。

所以說，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不單是教育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如果僅限于在教育系統尋找答案，讓教育系統單兵獨進，很難解決問題。真正實現減負，需要比較系統全面的改革，不僅要著力破除制約教育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還要與其他社會領域改革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比如，我們是不是可以淡化文憑、學歷、名校等標簽在用人上的硬性標準。學歷并沒有那么重要，關鍵在于能力，在于知識結構。我們應該通過勞動人事制度改革，從拼文憑走向拼能力，從學歷社會走向能力社會。文憑低一點沒關系，只要自己努力，照樣可以有一個好的前途，照樣能得到提升。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減負問題就容易多了。

同時，社會各個行業的收入差距也不應該那么大。如果一個普通的技術工人和一個大學教授，都可以有比較體面的生活，這樣大家就不一定非要去從事某個職業，更不是哪個職業流行、收入高，就往哪里去，而是哪里適合我就往哪里去，幫助每個人找到最適合的工作，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這樣，教育的功利性沒那么強，減負問題也就好解決一些。（刊于《半月談》2019年第24期）

議題策劃：葉俊東

統籌執行：周清印、高遠至

采訪組稿：鄭天虹、蔣芳、楊思琪、趙葉蘋、廖君、王自強；

刊物編輯：原碧霞

新媒體編輯：孔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