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規劃》明確，到2022年，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到2035年，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制度安排更加科學有效；到本世紀中葉，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相適應的應對人口老齡化制度安排成熟完備。

養老養老，關鍵在于制度與人的配合。“‘少子老齡化’是影響養老金可持續性的主要原因。”在圍繞上述《規劃》談感受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對人民政協報記者這樣表示。

人民政協報：當前，我們常常看到一些第三方平臺推出的社保計算器，說白了就是以今天的收入計算退休時的收入。我國養老金可持續性情況如何？

鄭秉文：我們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在今年4月時曾發布過《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這份《報告》預測的結果是從2028年開始，會出現當期收不抵支。當年收入小于支出，就會出現缺口。這樣的話，財政將承壓。事實上，現在每年養老金支出里已經有不少財政補貼了，例如2018年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總收入5.12萬億元，其中財政補貼5355億元，占總收入的將近10%。

人民政協報：在您看來，是什么因素對養老金可持續性造成了影響？我們又能做點什么？

鄭秉文：其實，我國和很多國家面臨的養老金可持續性壓力原因是一樣的，就是人口老齡化。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70年前，人口總的看很年輕，在100個人里，只有7人是60歲以上老年人，而現在這個數字變成了18人，就是說，老年人占比大大提高，超過了10%。我國早在2000年就進入老齡化社會了。

準確地講，中國人口的老齡化應該叫做“少子老齡化”，就是出生率不斷下降，就業人口比例越來越小。新中國成立初期，老年人口只有4300萬人，而勞動力人口是3.1億人，就是說，7個人養活一個老年人。現在就不同了，我們的勞動力人口是9億人，而60歲以上老年人是2.5億人，大約是3.6個勞動力人口養活1個老年人。所以，“少子老齡化”是影響養老金可持續性的主要原因。

人民政協報：在您看來，應如何解決“少子老齡化”問題？

鄭秉文：人口問題不僅涉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還涉及人口安全的問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印發的《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它為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規劃了近期目標、中期目標，長期目標。近期目標就是到2022年，中期目標是到2035年，長期目標是到2050年。更有新意的是，中央把應對人口老齡化提高到國家安全的高度，認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舉措”。

作為研究社保的全國政協委員，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我提交了《關于建議9年義務教育向下延伸至“學前教育”的提案》。很多青年夫婦生育意愿不高，不愿意生養兩個孩子，覺得撫養成本壓力太大，尤其是3-6歲教育費用逐年攀升，“入園難、入園貴”已成為嚴重影響生育意愿的又一座大山。

在提案中，我對比了發達國家為解決出生率不斷下降而提供免費學前教育的案例，比如，丹麥、芬蘭、瑞典、日本等，正式提出將9年義務教育向下延伸至“學齡前”的建議。主要的政策內容有三條：第一，成立普惠性幼兒園，覆蓋和滿足全國所有3-6歲學前教育兒童群體。公辦園只能作為普惠性幼兒園向社會開放，民辦園可選擇營利性、也可選擇普惠性的辦園形式；第二，營利性幼兒園的供給和定價由社會供給需求自行決定，不享受補貼，普惠性幼兒園無論是公辦的還是民辦的，實行統一的財政補貼標準、補貼方式，提供統一的普惠價格，使公辦園和民辦園的價格逐漸趨同，財政補貼和價格水平由地方政府決定；第三，對選擇普惠性的民辦園不得采取任何歧視政策，在財政補貼、財稅信貸、申辦手續、監管政策等所有相關領域實行與公辦園完全一致的國民待遇，與公辦園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公平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