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拉美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中國掀起的閱讀狂潮，較之晚出生22年的拉美作家塞薩爾·艾拉可能大多數中國讀者并不熟悉。然而，他在國際上飽受贊譽，近年來已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近來，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塞薩爾·艾拉系列作品，并舉辦“追野兔的人”分享會，邀請該系列作品的翻譯者、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趙德明，北京大學西葡語系副教授范曄，小說家、翻譯家孔亞雷，共同解讀塞薩爾·艾拉的創作人生，讓更多中國讀者了解艾拉以及拉美文學。

說到阿根廷作家，中國讀者可能最為熟知的就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上世紀80年代，博爾赫斯作品被引入中國，他雜糅了極端派、先鋒派、超現實主義、幻想文學、神秘主義、玄學派、魔幻現實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多重風格的創作，震撼了中國讀者的閱讀神經。而被稱為“博爾赫斯繼承人”的艾拉，在承繼阿根廷文學乃至西方文學的傳統方面滲入了自己關于文學和時代的思考，凝聚起了鮮明的個人風格。

在故事中融合不同文化的元素，可謂艾拉文學創作的一大特點。很多人將這種風格歸結為艾拉過人的想象力，而趙德明認為，這種故事風格的形成，也一定是與阿根廷的歷史背景密不可分的。“由于拉美曾處在殖民統治之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文化都在這里交匯。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是誰’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拉美作家。”趙德明認為，這一歷史背景讓塞薩爾·艾拉以及其他拉美作家的文學更具開放性，他們的作品在文學的幻想性之外，具有更豐富的解讀空間。

“另一方面，當代的拉美作家對于歐美的文化教育、文學思潮很熟悉，從老一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蓋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到博爾赫斯以至艾拉，都留學歐美，了解世界最新的文學潮流，并一直思考、探尋拉美文學的定位，因而勾畫出了與眾不同的拉美文學圖景。”趙德明說。

艾拉在大學中曾廣泛接觸歐美先鋒派文學和20世紀80年代的現代主義思潮。而先鋒派文學的本質特征就是反對傳統文化，刻意違反約定俗成的創作原則和欣賞習慣，主張獨創性、反叛性、不可重復性等原則。在思想內容方面，先鋒派作家講究直面人生，探求當代人的生存困境，表現作者的覺醒意識和身處邊緣的孤獨感。這在艾拉作品《女俘愛瑪》《野兔》中有所體現。

《女俘愛瑪》《野兔》是艾拉的早期作品，主要取材于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上的風土人情。《野兔》講述了主人公為追尋傳說中的野兔，進入奇境并經歷的神奇旅程。艾拉把印第安人各部落的矛盾沖突處理成了“家族大團圓”，把大草原描寫成美麗、富饒、適合人類居住的樂園，這與19世紀作家、阿根廷總理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對大草原和印第安人的認識大相徑庭。

《女俘愛瑪》講述了主人公愛瑪帶著孩子在陌生的大草原上游走，不斷尋找著對抗世界的方式和生活的希望。這顯然也與19世紀阿根廷浪漫主義文學大師埃斯特萬·埃切維里亞的長詩《女俘》是唱反調的，長詩中的女俘是個被凌辱、欺壓、傷害的女性，艾拉筆下的女俘卻是個在困境中努力奮斗的女子。趙德明說：“《女俘愛瑪》題材新穎，平淡之處蘊含深意，于無聲處聽驚雷，會讓人聯想到民族文化、人與自然、社會壓迫、勵志圖強、個人幸福等內容，讓我們大開眼界。”

文學作品是讀者領略異域文明的絕佳方式，但對作者而言，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更能激發文學創作的生命力。在趙德明看來，這種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拉美文學上世紀80年代爆炸式發展。“拉美文學作家這種積極融入世界文學語境同時尋找自我身份認同的創作方式，對于當今的中國作家有借鑒意義。”趙德明說。

事實上，中國上世紀80年代乃至其后的作家，很多受到拉美文學的影響。翻譯過艾拉短篇小說集《音樂大腦》的作家孔亞雷結合自己的創作經歷感嘆，開闊的胸懷和視野對于作家成長至關重要，尤其在創作之初。（記者 秦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