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所大學與在成都復學的另外四所教會大學一起

成就了類似西南聯大的戰時教育奇跡

燕京大學的成都歲月

蔡公期一路顛沛流離抵達成都的那天，剛好是1942年的農歷八月十五。

他提著臉盆、網兜，一路打聽，找到了燕京大學男生宿舍所在的何公巷1號，即成都文廟。文廟前有兩棵參天的大桂花樹，其時開得正好，濃香飄逸。從此，他一生都對桂花有特殊的感情。

幾天之后的10月1日，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被侵華日軍封閉的北平燕京大學正式在成都復學。這所大學與在成都復學的另外四所教會大學一起，被稱為華西壩“ Big Five”，成就了類似西南聯大的戰時教育奇跡。

燕園“孤島”

1941年的燕京大學，如華北淪陷區中的“孤島”。

1937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國立大學紛紛內遷。燕大是美國教會辦的，日本和美國尚未直接沖突，司徒雷登選擇在北平繼續辦學，“為華北的廣大青年提供一片自由求學的凈土”。以往掛著中華民國國旗或燕大校旗的高高旗桿上，升起了美國國旗。

1941年秋，不滿18歲的新聞系新生張澍智第一次置身當時有“貴族學校”之稱的燕園，只見周圍湖光塔影，小徑蜿蜒，綠楊垂柳，草坪如茵，感覺無比震撼。

9月2日傍晚，入學第二天，399名新生在臨湖軒草坪上集合，與校長司徒雷登及各學院院長握手。今年97歲的張澍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覺得這一刻像簽了一份“契約”，讓她終身對燕大有了歸屬感。

開學不久，一張“新生十誡”赫然貼出：“不許昂首闊步，不許出言不遜，不許說方言，不許男生穿西裝打領帶，不許奇裝異服，不許左顧右盼，不許搔首弄姿，不許趾高氣揚，不許胡拉關系，不許顧影自憐，不許面目可憎，不許語言乏味。”如有違者，會被“拖尸”(toss)。

這是老生給新生的下馬威。違反“十誡”的新生會被掄三下，當眾扔進西校門附近一個齊腰深的水池。拖人者都是過去的被拖者，多為“鬧將”。后成為耶魯大學教授的費景漢就曾被扔進湖中。老生們“拖尸”時會事先廣播，引人圍觀，鑼鼓喧天而來，心滿意足而去。張澍智唯恐有犯，只敢穿藍布褂，走路低頭，目不斜視。

第二周，所有一年級女生都被女體育老師召集到女生體育館，脫光衣服，依次站在一面大鏡前，每人拍一張單人全身側面像。女生們滿心惶恐，卻不敢提出異議。兩天后，體育館門口公布了一張名單，每個人的形體都被打出分數，根據分數分班上體育課，如斜肩駝背者上矯形課。張澍智被分在Rhythm(韻律舞蹈)班。

除了國文課，其他科的參考書都是英文原版書。經濟學概論、地質、室內裝飾、心理衛生、音樂欣賞、中國戲劇小說等選修課都讓張澍智大開眼界。按燕大校規，體育不及格就被開除，沒人敢曠課，時間久了，她也喜歡上了體育。

每天清晨，她抱著書本，踏著兩排松柏間的小路走向教室，幸福而充實。她沒想到，這樣的時光只持續了三個月。

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8日晨，張澍智的地質課剛開始十幾分鐘，教室門被幾個日本兵推開，所有人被命令去禮堂集合。

白發蒼蒼的美國老教授沒有理會，繼續講課。講完后，他卷起那幅掛在黑板上的地圖，說：“同學們，多保重， 再見了！”他站在講臺上，靜靜目送每一個學生走出教室。

全部美籍教職員都作為戰俘被捕，陸志韋、趙紫宸、張東蓀等十余名中國師生也先后被逮捕。司徒雷登當時出差天津，也隨即被捕。

學校被封，校園被征作日軍療養院，學生們四處流散。

張澍智被日本人和偽派出所強迫轉學到偽“國立北平師范大學”(該校已于1937年西遷，參與組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學習音樂，非常不情愿地去報了到。

華西壩

燕大被封的消息傳來，后方群情激憤。

燕大文學院院長梅貽寶(梅貽琦之弟)在回憶錄中記述，1942年2月，燕大臨時校董會一致決議在后方復校，他被推舉為籌備處主任。

一開始，臨時校董會考慮在重慶或蘭州復校。舉棋不定時，匯集在成都的四所基督教大學聯名向燕大發出了邀請。

全面抗戰開始后，華西協和大學陸續接納了西遷而來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齊魯大學。1939年4月，全國基督教教會大學在香港召開校長聯席會議，決定戰時實行聯合辦學。這四校“雖分四校，實則合作為一”。

梅貽寶聞訊前往接洽，當地禮遇有加。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尤為支持，校址最終定在成都。

東道主華西協和大學(華西醫科大學的前身)位于成都錦江南岸，占地廣闊，面積千畝，被稱為“華西壩”。英國建筑大師弗烈特·榮杜易設計了貴格建筑風格、中西合璧的華西壩建筑群。

因這里已匯集了四所大學，人滿為患，燕大只能在步行20分鐘的陜西街，以月租2000元租用了華美中學以及與之毗連的啟華小學(當時成都市中小學生都疏散到了外縣)作為校舍。華美中學成為了燕大的辦公和教學用房以及女生宿舍，啟華小學用作教員宿舍，附近的文廟則用作男生宿舍和單身男教員的宿舍。

當時教育部下發一部分戰時教育經費，但遠遠不夠。梅貽寶發起了千萬基金募捐運動，將募得資金的一部分最終兌換了3萬多美元，這也是一筆不小的經費了。燕大還有一部分資金來源于英、美等國的教育文化機構。

燕大董事會推舉孔祥熙為校長，司徒雷登為校務長，梅貽寶為代理校長和代理校務長。決定學校中文名為“成都燕京大學”，英文名為“Yenching University in Chengtu”。

美籍教授包貴思和英國教授賴普吾也回歸學校，他們在珍珠港事變時剛好回國休假而未遭日軍逮捕。

復校消息傳出，身在淪陷區的燕大師生紛紛冒著風險通過敵偽封鎖線，涌入成都。

1942年6月，蔡公期收到好友祝壽嵩的來信，獲悉母校復建，馬上從北平奔赴成都。

蔡公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到成都時，已有66位燕大老生從北平和滬港等地趕到，他是復課日前最后一個來報到的。到年末，到校老生已有256人。

華美中學前院的籃球場上堆著幾根大樹干，準備用以加工宿舍板床。閱覽室只有空書架，早到的學生被派到大街小巷去逛書攤，尋覓圖書。

限于校舍與資金的規模，在招生數量上有嚴格控制。按照老生的意見，新生人數不宜超過老生，以便燕大精神的保全和傳承。

入學考試在成都和重慶兩地舉行，報名者超過3000人，遠超預料。最終錄取230人，注冊入學201人。

10月1日，成都燕大舉行了開學典禮。梅貽寶講話說：“現在外界對搬到成都的這幾所教會大學評價很多，有什么‘洋氣’‘神氣’‘土氣’等等之說。對燕京，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正氣’！”

第二天，燕大正式復課。這天恰逢美國總統特使溫德爾·威爾基來華西壩，向五所基督教大學師生發表演講。燕大學生唱著校歌，欒汝甸在前高舉著繡有燕大校徽的紫色絲絨旗幟，走向華西協和大學。沿途市民紛紛為他們鼓掌。

梅貽寶為威爾基擔任翻譯。燕大學生的笑聲掌聲都比翻譯提前一拍，令其他學校的學生矚目。

12月8日是校難日，這一天也被定為復校紀念日。學校操場旁貼著一副對聯：“北雁南飛，此來聊作避秦計；王師北定，他日勿忘入蜀艱。”

“經過苦難的支撐，今身重見光明”

1943年春，國民黨“戰干團”秘密招募流亡學生去西安受訓。“戰干團”招募的兩個來自燕大的學員聯絡了張澍智。從他們嘴里，她才得知，燕京大學已經在成都復學。

張澍智帶著妹妹和表妹，跟七個男生搭伴，一行十人悄悄離開了北平。路上，他們被土匪搶劫一空，只好沿街乞討，又碰到日本兵搜村，在機關槍下幸運逃脫，到了西安。“戰干團”想留下張澍智姐妹，張澍智想起臨走時母親的囑咐“你們一定要讀到大學畢業”，慶幸沒有因一念之差成為國民黨特務。

歷經艱辛，張澍智終于抵達成都。眼前的成都燕大，和記憶中的燕園有天壤之別。簡易樓宿舍的樓梯只能容一人通過，踩上去吱吱作響。房間里放了一張上下鋪、一張小書桌和一把椅子，就只能側身進出了。

燕大女部主任建議張澍智去讀設有音樂系的金陵女大。金女大條件比燕大好很多，但她還是第二次選擇了燕大。

華美女中的兩層小樓里，分布著六七間教室、一間小型禮堂、一間閱覽室。包括陽臺和過道在內，所有能用的空間都被改成了辦公室。前院有小型女生用籃球場，后院有女生運動場。院里一角搭了一個席棚，是家政系為學生實習而辦的托兒所。

停電是家常便飯，沒有肥皂就用皂莢洗衣服。因為玻璃昂貴，男生宿舍只有窗框，連窗紙也沒有，“風雨無阻”。大米質量差，吃飯泥沙俱下。大家對空襲警報和空中盤旋的日本飛機逐漸習以為常，談笑依舊。

這期間，蔡公期肺結核復發，又患上大葉性肺炎。理學院代院長、英國人賴樸吾邀請他每天到自己家中早餐，可以吃到黃油面包、牛奶雞蛋和火腿。賴樸吾的大兒子3歲，小女兒才幾個月大，有被傳染的危險，但賴樸吾并沒考慮這些。蔡公期就這樣在他家吃了半年，才把身體補養好。

1943年12月8日，是復校一周年紀念日。

早晨九點鐘，紀念儀式準時開始。禮堂中擺放著鮮花，放鞭炮，唱國歌。成都燕大首席副董事長張群致辭說：“燕大的南遷，與中國的命運一樣，經過苦難的支撐，今身重見光明。”

十點半，男女生宿舍開放，供來賓參觀。這是從北平燕園時期就有的傳統。男女同學平時互相愛慕者，可借機了解意中人的幕后生活。據說，一男生與一女生本來投契，女生參觀時在男生鋪蓋中發現多雙未洗的臭襪子，二人告吹。

“成都文風為之一振”

復校初期，從北平先后到達成都的原燕大教師約30人。因為師資力量缺乏，燕大原來“夫婦不得同校供職”的不成文規定被暫時取消。

燕大還引進了諸多名家，如陳寅恪、蕭公權、李方桂、吳宓、徐中舒、趙人雋、曾遠榮等，其中陳寅恪、蕭公權、李方桂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燕大將這些特約教授的底薪定為450元，燕大校長和教授的月薪則是360元。

梅貽寶后來回憶：“若干知名大師的到來，非但燕大教師陣容充實可觀，成都文風亦且為之一振。”

1943年，陳寅恪一家從香港逃出，輾轉來到成都，應聘于燕大。

陳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稱。他身體瘦弱，穿一件中式長衫，每次上課都夾著一個藍布包袱裝書。一進教室就先寫板書，密密麻麻寫滿一大黑板，然后坐下來慢慢講，到下課鈴響，剛好最后一個字講完。他聲音不高，稍帶長沙口音，每次講課必有新內容。在他的課堂上，聽課的不僅是燕大學生，還有華西壩其他大學的教師，如金陵大學的講師程千帆和沈祖，每次必到。

1944年，陳寅恪突然雙目失明，在學校對面的存仁醫院住院，學生自發輪流看護，男生值夜班，女生值白班。本來對教會學校心存偏見的陳寅恪對梅貽寶說：“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猶存。”晚年梅貽寶回憶，這一評語是對他辦學的最高褒獎。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聯大的吳宓接到知友陳寅恪的來信，知道他將去燕大任教，于是決心也到成都，“與寅恪、公權共事共學”。

吳宓常身著一領藍色長衫，手抱一疊書卷，在文廟和陜西街之間來去匆匆。他記憶力很強，會十幾種外語，是研究《紅樓夢》的專家，能一回一回地背誦，被戲稱為“燕園賈寶玉”。張澍智上過吳宓的18世紀英國文學課，對他的英文水平印象極深。

吳宓曾記述對成都燕大的印象：學生共四百人，三分之二為平津來者，悉操北京語，清脆悅耳；地方極小，然洗刷潔凈，地無微塵；學生熱心聽講，且整潔而有禮貌。“宓頗羨燕京師生親洽，作事敏密，及男女交際自然之風氣，為他校所不及。”

五大學共用的實驗設備和圖書館都依靠華西協和大學，于是商定給圖書館增添燈光等設施，由五大學均攤費用。但改造完成結算時，項目負責人找到梅貽寶請他支付全額，說去圖書館的學生都是燕大的。

每天課間，華西壩上人來人往，行色匆匆。

張澍智選修了最喜歡的家政系室內裝潢課，學習顏色搭配、插花、家具擺設等等。這是一門很難拿高分的課程。一次考試，她設計的室內裝潢方案得了第一名，系主任力薦她轉到家政系。但家政系對數理化成績要求很高，張澍智不擅長理科，只好放棄了轉系。

燕大設有禮節類課程，還有專門為女生設置的選修課，講授坐姿、走姿、衣著。體育課不再是在燕園時的網球、太極拳、籃球和射箭，而是改成了排球、土風舞、壘球、踢踏舞。

新聞系是燕京大學的王牌專業。41級新聞系學生錢辛波(燕大求學時名錢家瑞)選修了華西協和大學的經濟學概論、金陵大學的實用心理學、金女大的近代世界史、燕大和齊魯大學合開的元白詩。

錢辛波回憶，實用心理學的第一節課上，老師問一個學生穿的衣服上有幾顆紐扣，學生沒答出來；又問剛才上樓時共有多少臺階，也沒答出來。日后他上樓梯時，一直習慣性數臺階。

讓錢辛波最難忘的是國學大師陳寅恪的元白詩課，在他看來那是一種精神享受。他不太喜歡記筆記，但聽陳寅恪的課恨不得一字不漏地記下來。

民主堡壘

抗戰后期的燕大，很多團契已全然沒有了宗教色彩，變成了年輕人切磋時事之地。有國民黨的黨團組織，也有共產黨領導的左翼組織，還有主張不偏不倚走中間道路的團體。凡此種種，校方從不干預。歷次學生運動、罷課聲援、上街游行，都是學生全體討論，表決通過。

“五四”紀念會上，華西壩的綠茵場上站滿了人，大家圍著篝火放聲高歌，高舉火把，一條火龍圍著華西壩游行了一圈。一些同情民主運動的外國友人在場外遠遠地注視。

在燕大校內，《大公報》《新民報》等民辦報紙，以及美國新聞處發布的太平洋戰事新聞隨處可見。街上也可以買到中共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談抗戰、論時局是師生間的家常便飯，毫無禁忌。也有一些與抗戰精神違和的小道消息滿天飛，比如孔二小姐坐飛機去上海(或香港)買螃蟹之類。

墻報上，各種政治意見、學術意見均可自由發表。其中，“燕京文摘社”是一個較為激進的組織，以新聞系學生為主，經常傳閱一些中共秘密文件。文摘社辦的墻報政治傾向非常突出，內容多是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

1944年9月，通過民主選舉，燕大進步學生衛永清當選為主席，李中(李慎之)為秘書。從那時起，燕大歷屆學生自治會領導權都為進步學生所掌握。

10月15日，成都跨校際的中共秘密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協會”成立，負責人是與中共重慶辦事處有聯系的燕大學生王晶堯。

當時，發生了警察局迫害市立中學學生事件。在“民協”領導下，四川爆發學生運動。周恩來盛贊了這次活動，燕京大學由此被譽為成都的“民主堡壘”。

蔡公期是學生運動的全程參與者之一。由于患病，他在北平、成都燕大本科整整讀了6年，也因此結交了不同系不同年級的同學，參加了“甘霖”團契等進步社團，后來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1947年，他考取清華大學教授費孝通的研究生回到北平時，已經是一個革命者。

復員北上

1945年7月初一個星期天的早上，華西壩上鐘聲敲響八下，頭戴方冠、身著博士黑氅的院長、系主任、教授率領著一群群學生匯集在華西協和大學。五大學的聯合畢業典禮在華大赫斐院禮堂舉行，男生一律著白色西裝，女生著白色旗袍，莊重之極。

受邀而來的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郭有守在講話中把五大學稱作“Big Five”，比作“五大國”，博得了全場長久的掌聲。那時，“二戰”接近尾聲，美、蘇、英、法、中五大國領導的同盟國對軸心國的戰事全勝在望。

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全城沸騰，人們在街上徹夜狂歡。燕大“校花”許維馨穿著用白色窗簾改做的裙子，扮成自由女神。

校領導告訴大家，司徒雷登已從日本監獄獲得自由，要到成都來看望大家。為了迎接他，學校在校門口放了一張約二三尺大的司徒雷登畫像，并告訴看門的大爺，一看見這個人來就敲鑼。

幾天后，一片鑼聲響起，全校師生立刻到教學樓前集合。司徒雷登用中文對師生發表了講話。劫后重逢，很多人熱淚盈眶。

1945年春夏之交，燕大師生開始分批回到北平復校。

1947年，25歲的張澍智大學畢業，到天津一圖書館任圖書管理員。新中國成立后，在衛生部中醫研究院教授英語多年。

1983年，張澍智自費公派到美國留學，去北京大學圖書館調取學歷證明。一位圖書管理員把她帶到圖書館后面一間破舊的檔案室。窄窄的樓梯吱嘎吱嘎地響，斗室內結著蛛網，灰塵飛揚。但他只用了五分鐘，就找出了張澍智的成績總表原件。上面清楚標明了她在燕京大學西洋文學系四年期間每門功課的學習成績和總平均分數。成績表用毛筆書寫，一筆蠅頭小楷，字跡工整美觀，令人敬畏。她因此獲得了美國大學提供的全額獎學金。

1991年是燕大41級入學50周年，校友會編輯了紀念刊，錢辛波是主編之一。錢辛波之子、后來出任《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的錢江協助父親編輯校審了所有文稿。也是從那時起，他開始完整地了解父輩的燕大時光。

“1979年鄧小平訪美，21人代表團中就有7名燕大人，其中譚文瑞、彭迪、李慎之、衛永清都來自成都燕大，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成都燕大的戰時教育貢獻。當時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長韓敘也是同期燕大人。”錢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2008年，錢辛波去世。去世前，他給燕大同學留下了一封告別書：“行將別去，回顧一生，我始終銘記了母校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我為自己作為一個燕京人而感到驕傲。”

如今，97歲的張澍智獨自居住在北京香山一家養老院里，每天在房間里彈奏贊美詩鋼琴曲，堅持為每一個她關心的人做禱告。偶爾，她會想打電話給燕大時期的老姐妹，現在最后一位能接她電話的陶鳳娟也已經失聰了。

接受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她彈了一首鋼琴曲，一手拉著記者，一手拉著養老院工作人員，閉上眼睛，做了一場禱告后，說：“愿主保佑你們。”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