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學博物館身陷“贗品”漩渦，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高校博物館管理法規欠缺

10月上旬，剛剛舉辦完90年校慶的重慶大學陷入輿論漩渦。

10月14日，某收藏界自媒體發文《重慶大學耗資670萬建了一座贗品博物館？》，直指剛正式開館一周的重慶大學博物館內充斥著贗品。

一時間，這座位于嘉陵江畔的老牌名校成為眾矢之的。10月15日起，重慶大學博物館暫停對外開放，門口貼著通知，“本館接到上級通知，進行核查，其間，博物館暫時閉館。希望廣大師生諒解。”當日，重慶大學官微回應稱，重慶大學已成立專門工作組，對該情況進行核查。

新京報記者走訪時發現，這座大門緊鎖的博物館已經不復開館時的風光，門前鋪設的紅毯已然卷起，擺放的鮮花也已發蔫了。

重慶大學博物館事件的背后，是近年來國內高校興建博物館的熱潮。《藝術研究》2019年刊發的一篇論文中提及，在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國博物館名錄》中的數據顯示，2012年高校博物館為66座，2016年為96座，平均每年將近10%的增長。

然而，新京報記者了解到，我國目前還缺乏專門針對高校博物館管理的相關規程。一些高校博物館未在文物部門備案，有可能存在一定的監管盲區。

“還沒來得及去看，就出事了”

就在重慶大學校慶日(10月12日)的5天前，位于虎溪校區的新博物館正式開館，為這所學校的90歲生日獻上一份賀禮。

據《重慶日報》當日報道，重慶大學博物館分為中廳、東廳和西廳，當天開展的“大象有形——中國古典造型藝術展”共展出佛造像、玉器、青銅器等400余件展品。在展館的墻壁上，還有系統介紹青銅器歷史、制玉工序、各種紋飾圖案含義的文字說明和圖表。

這座博物館已經籌建近4年。據重慶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官方網站消息，2015年12月27日，擬建博物館藏品評估暨文博研究院籌建專家會在重慶大學一間會議室舉行。2017年10月16日，重大博物館展廳維修招標，同年11月，重慶市渝海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標，中標金額為546萬余元。

2018年10月19日，據重大基建規劃處發布的信息，工程驗收，博物館進入布展階段，博物館包含展廳、會議室、辦公室、精品儲藏間等區域。

2019年2月26日，據重大教育發展基金會網站消息，藏品移交。2019年10月7日，重大博物館正式開館。

不過，在一些重慶大學教職工眼里，這座博物館建得有些“無聲無息”。

“我們一開始以為是教室不夠用，從實驗樓旁擴建。”10月19日，重慶大學教師李瑞(化名)告訴新京報記者，從2018年的暑假開始，教師們發現，藝術學院實驗樓旁邊的空地上擺了幾個墩子和一些建材，教師們不能在那停車了。

李瑞說，自己后來找人打聽才知道那里要建博物館，“當時還很開心，覺得建博物館是好事，會對學科建設有幫助。”可直到2019年暑假博物館即將開館，李瑞也沒得到更新的消息。

另一位教師王成(化名)也表示，“我沒有看到學校內部網或者外部網對博物館定位、藏品有任何公開廣泛的征集。”

“到底那個博物館是干嗎的，都不知道，我們都蒙在鼓里。”李瑞說，直到博物館開館，他打算前去參觀，然而，“還沒來得及去看，就出事了。”

10月15日，重慶大學官微回應稱，重慶大學已成立專門工作組，對博物館的情況進行核查。不過，截至發稿，重慶大學仍未公布調查結果。

未在文物部門備案

根據《博物館條例》，設立博物館，應當向館址所在地文物主管部門備案；博物館舉辦陳列展覽，應當在陳列展覽開始之日10個工作日前，向陳列展覽舉辦地的文物主管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備案。

10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副館長張丁告訴新京報記者，2016年，人大成立家書博物館，館方工作人員準備了博物館定位、面積、藏品清單等一系列材料到北京市文物局備案，隨后文物局派專家考察，批準備案后，“這樣才成為國家承認的博物館。”

但據央視報道，10月16日，重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處處長嚴小紅表示，目前，重慶文物局既未收到重慶大學博物館的設立備案申請，也沒有收到重慶大學博物館的舉辦展覽備案申請。

2015年6月和2016年8月，浙江師范大學陶瓷藝術館和北京師范大學校友邱季端的古陶瓷捐獻先后陷入“贗品”風波。兩地文物局事后回應，他們均未接到相關單位和個人辦理博物館的注冊登記和備案手續。

一位文物類刊物的主編向新京報記者分析，因許多高校博物館未在文物部門備案，造成統計上的數據差異。如，2017年11月發布于教育部官網、落款為教育部的一份政協提案答復函中提及，“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已經有各類高校博物館250余座。”但新京報記者在2018年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國博物館名錄》中查詢發現，高校博物館的數量只有100座左右。

造成數據差異的另一原因是，“統計口徑可能不一樣，有的數據是根據是否財政撥款，而數據也有可能有滯后，無法實時更新。”

至于這些高校博物館為何沒有備案，上述主編表示，和高校博物館管理者對程序不了解有關，“很多人辦學很有水平，但根本不知道該怎樣來辦一個博物館。”

張丁也認為，有些高校博物館的負責人并不是文博系統的專業人士，“可能不了解相關政策，不知道有哪些要求。”張丁還表示，“備案就像公司上市，意味著受到文物管理部門和公眾的監督，有的博物館為了自由，也就不備案了。”

“有的高校辦博物館，只當成是(自己內部)設立二級機構的事情。”在國家文物局主管月刊《文物天地》執行主編朱威看來，一旦在文物局備案，文物局會派人來查看是否合規，對展品提供意見，“就不會發生現在尷尬的事。”

新京報記者查詢《博物館條例》，發現有相關條款規定，文物主管部門會對備案后的博物館藏品來源、陳列展覽的內容、從事文物或非文物藏品的商業經營活動等進行管理。

如何保證藏品為真

一位曾經在國家級博物館工作過15年的專家說，“以前的高校博物館都是在考古系的基礎上建立的，比如北大博物館，所以藏品真偽可控。”但是，出土的文物是有限的，也有很多大學沒有考古系。

受訪專家均表示，一旦涉及珍貴藏品，需要一定機制保證藏品為真。

“藏品是博物館的靈魂。”張丁介紹，人大家書博物館征集藏品時，涉及重點文物如陳獨秀書信，曾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七位專家參與鑒定，一致認為是珍貴文物且確認真偽后，學校又組織校內外文博專家再次鑒定，最終才決定收藏。

清華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介紹，清華藝博主要是向藝術家和收藏家征集藏品，“關鍵要保證捐贈品的合法、可靠。”

為此，清華藝博成立了收藏鑒定委員會，若有人有捐贈意向，會先進行鑒定。“開館以來已經遇到太多不靠譜的捐贈人，通常都是在圖片把關階段就pass掉了。”杜鵬飛說。

和國內高校博物館組織一次性鑒定工作不同，國外一些高校博物館的鑒定是“長期慢慢甄別”。

考古專家唐際根經常赴國外大學及博物館交流。他記得，芝加哥某博物館收藏過三十多塊甲骨，隨著多批專家進入庫房甄別，僅剩下3塊被判定為真品。但唐際根根據刀法，認為余下的三塊應該也是贗品，博物館人員便把他的話寫在小紙條上，壓在甲骨下面，標注“真假存疑”。

“他們很注重文物真偽，不斷請中國專家去鑒定。在確認為真品之前，是不拿出來展覽的，非常謹慎。”唐際根說。

缺乏管理規程

近年來，高校紛紛興建博物館。

《藝術研究》2019年刊發的一篇論文中提及，國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國博物館名錄》顯示，2012年高校博物館為66座，2016年為96座，平均每年將近10%的增長。

梳理公開報道，僅今年9月份，就有兩所大學博物館開館或開工。2019年9月8日，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開館；9月29日，由成都市與四川大學共同建設的四川大學博物館群項目正式開工。

在后者的開工儀式上，四川一位領導致辭稱，該項目可以“為川大‘雙一流’建設提供重要支撐”。10月7日，重慶大學相關負責人在接受《重慶日報》采訪時也表示，“建設雙一流高校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學校要有博物館。”

但新京報記者查閱教育部網站關于建設“雙一流”高校的指導意見，并沒有發現相關要求。2017年國家教育部公布的“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中，截至2018年7月，42所大學中擁有大學博物館的為22所，并非“標配”。

“據我所知，還沒有明確將博物館納入‘雙一流’的考核指標。”10月17日，人大家書博物館副館長張丁告訴新京報記者。

目前，高校博物館紛紛建立，但我國還缺乏專門針對高校博物館管理的法律法規。張丁說，“高校歸教育主管部門管，博物館歸文物部門管，那么高校博物館歸教育主管部門還是文物部門管？”

一個熟悉高校博物館管理的專家介紹，教育主管部門沒有任何一個專門部門有跟博物館有關的職能，缺少對高校博物館的支持。

2011年，國家文物局和教育部曾經發布《關于加強高校博物館建設與發展的通知》，提及“教育部將會同國家文物局等有關部門制定《普通高等院校博物館規程》，設立高校博物館發展指導委員會，建立高校博物館建設與發展聯席工作會議，編制和實施高校博物館發展規劃”。

張丁說，“我當時很高興，以為很快高校博物館要納入管理了。”但迄今為止，還沒有相關的規程出臺。

“出這種事兒是必然的。”重慶大學博物館事件發生后，一位資深博物館專家和同事討論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上述專家向新京報記者分析，雖然《博物館條例》里規定，國家文物主管部門負責全國博物館監督管理工作，然而，高校與文物部門屬于兩個系統，可能存在一定的監管盲區。

在這種情況下，高校博物館往往會出現“沒有標準、一哄而上、各自為戰”等情況，張丁說，有的高校博物館一周只開兩三天，有的博物館和校史館、圖書館混在一起，管理很不規范。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張丁認為，一旦學校不重視，博物館發展不起來，展覽陳舊、門前冷清，校方就更不重視了。

高校博物館的困境

在微博上，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曾自嘲是“世界上最窮的博物館”。

該博物館的一位前員工向新京報記者透露，每年他們只能從學校拿到幾萬元的資金支持，這對維持一座博物館的運營來說是杯水車薪——因為交不起暖氣費，博物館只能在寒假閉館；一個符合標準的恒溫恒濕的展柜需要上萬元，很多對展出條件有較高要求的珍貴藏品未能展出。

唐際根曾經參觀國內一所大學博物館，發現館內燈光昏暗，拍照光線不足。博物館方對他解釋說，“我們太窮，燈光沒有設計好。燈具很難得到及時更換。”

即使是像清華藝博這樣資源豐富的名校博物館，也會遇到難題。

2018年，清華藝博策劃了日本藝術家捐谷幸二的作品展，因展覽很成功，捐谷提出捐贈一件作品給清華，但作品入關時報價是4600萬日元，按國家規定，清華藝博需要支付100多萬人民幣的進口關稅，因此，此作品迄今還在日本的倉庫里。

2010年1月4日，《國有公益性收藏單位進口藏品免稅暫行規定》公布了享受該項稅收優惠政策的省級以上國有公益性收藏單位名單(第一批)。該名單列出了176家國有公益性收藏單位，后于2014、2019年增補，但在名單中，沒有一家高校博物館。

“我們沒有這個錢，而且為什么要為捐贈給國家的資產交稅？”杜鵬飛希望國家能夠對高校博物館一視同仁，“國有公益性收藏單位名錄里的機構，可以從境外免稅接受捐贈的，大學博物館(也是國有公益性)為什么不可以？”

“因校制宜”

“重慶大學建博物館是好事，說明學校重視人文教育。”盡管學校因“贗品博物館”事件處于風口浪尖，教師李瑞依然堅持這一看法。

李瑞說，重慶大學被眾人熟知的是一所以理工學科為側重點的大學，但實際上，在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以前，一直是文理皆享有聲譽的綜合性大學，現在也在建設多學科綜合性全國重點大學。

“希望以人文精神建校，這個精神是對的。”李瑞說。

張丁對以人文精神建校表示認可，他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從建了家書博物館，人民大學開設文史課時，有的老師會把學生帶到博物館，對照著陳獨秀等人的信件講解。比如陳獨秀在書信中使用了白話文，用了一些新式標點符號，學生們就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陳獨秀、胡適這些新文化運動主將給中國文化發展帶來的變化。

國家文物局主管的月刊《文物天地》執行主編朱威也說，“偏理工科的綜合性院校這些年越來越重視人文通識教育。”

“如果大家只盯著出土的那幾件瓷器陶器，就把文物的概念理解狹隘了。”唐際根說。同樣在偏重理工科的南方科技大學，唐際根會帶著學生去山上發掘遺跡，參與遺跡保護，標出古代居民點……在這個過程中，“慢慢理工科學校也就有了人文精神”。

故宮博物院宮廷部研究員周京南也認為，高校建博物館應突出自身特色。比如西南財經大學的貨幣金融博物館，從世界上面積最大的紙幣“大明寶鈔”到歷史上最早的年號錢“漢興錢”，博物館中珍藏有6000多種中外錢幣，2萬多種票據、契據的貨幣證券，其中不少藏品是孤品，具有極其珍貴的歷史價值，充分體現了學校的金融學科特色。

在周京南看來，重慶是一座老工業城市，重慶大學以理工見長，當時教職員工用過的儀器、課本、生產出來的機器模型、老的車床都很有歷史價值。“這些是重慶大學的強項，沒必要非要跨界做一些文物、藝術的展覽。”

新京報記者 梁靜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