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杜羽

“宋版書，宋版書，還是宋版書！”走進國家典籍博物館“中華傳統文化典籍保護傳承大展”展廳，很多讀者感嘆不已：存世不多的宋版書，平日難得一睹真容，而此時此地，近百部宋元版古籍盡收眼底。從9月起，全國40余家公藏單位、30余位私人藏書家的330余種珍貴古籍在這里集中展出，不僅是宋元版，秦代竹簡、隋唐寫本、明清舊槧同樣琳瑯滿目。對很多愛書人來說，這種享受近乎“奢侈”。

在展場中，人們討論著經典的歷史文化價值，更對那些跌宕起伏的藏書故事津津樂道。典籍的聚散離合，折射著國家民族的興衰榮辱。這些飽經風霜的典籍，如今安置于展臺之中，任世人欣賞品評。因為國家興，才有典籍幸。

四海澄清，化私為公

《陶淵明集》《陶靖節先生詩》，兩種陶淵明著作在展廳里比鄰而居，一種是宋版，另一種還是宋版，都是歷代藏書家競相追逐的對象。每種書的卷首都鈐著密密麻麻的藏書印，那是勝出者留存的紀念。在累累朱痕中，“黃丕烈”“士禮居”“陶陶室”幾枚印章同時鈐在兩種書上，指明了它們曾經共同的主人——清代藏書家黃丕烈。

黃丕烈先是購得宋版《陶淵明集》，而后就一直關注著《陶靖節先生詩》的去向。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他終于如愿以償，用一百兩銀子買到此書。因為這兩部陶集，黃丕烈把自己的藏書室命名為“陶陶室”。

宋刻本《荀子》 資料圖片

這兩部書另一個相同的藏書印是“周暹”——它屬于藏書家周叔弢。周叔弢求書的歷程同樣坎坷。在黃丕烈之后，“兩陶集”曾一度歸屬山東聊城海源閣主人楊以增。20世紀20年代末，國勢衰弱，戰亂頻仍，海源閣藏書陸續散出。1931年，周叔弢買到《陶淵明集》，而《陶靖節先生詩》則在書商王子霖手上。因為知道周叔弢希望將“陶陶”二書分而復合的心愿，王子霖趁機抬價。愛書心切的周叔弢，無奈以4000元的高價買到此書。

歷史上曾經擁有這兩種珍本秘籍的藏書家，有的希望“子孫永寶用之”，有的希望將其帶到墳墓中殉葬。而周叔弢的心愿是將他平生搜集的善本歸為國有。他告訴子孫：“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

1952年，新中國成立的第四個年頭，周叔弢把“兩陶集”等700余種善本捐獻國家。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對他說：“您把最心愛的‘兩陶集’都獻了出來，真是毫無保留，難得！難得！”

鄭振鐸鼓勵藏書家捐獻圖書，也一直主張自己的藏書同樣屬于國家。他說：“學是公物，古物是公器，亦萬難把持在一兩個人的手中。為了愛護古物，發展學術，也應化私為公。”1958年，鄭振鐸因空難犧牲，為了完成他的遺愿，家人將其畢生收藏的圖書全部捐獻國家。

和周叔弢、鄭振鐸一樣，新中國成立后，鐵琴銅劍樓主人、常熟翁氏后人等一批藏書家，帶著滿腔愛國熱忱，將所珍藏的古籍或捐贈或轉讓給國家，那些曾經秘藏于私人藏書樓少為人知的珍稀善本，如涓涓細流匯入國有圖書館，成為國人共同的財富。

通力合作，典籍回歸

在展覽中，兩冊《永樂大典》相鄰而置，一冊蓋著俄文的印章，另一冊則寫上了德文字母。

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趙愛學翻查過，在國圖的記錄中，有52冊《永樂大典》被登記為“外交部轉蘇聯中央列寧圖贈1954.6.17”。這些《永樂大典》，不僅大多蓋著列寧圖書館的俄文館藏印，而且有“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圖書館藏”或“滿鐵圖書之印”“大連圖書館藏”印——它們是日本人占據東北時大連滿鐵圖書館的舊藏。1945年，大連解放，這些《永樂大典》被運往蘇聯。1954年6月，經由外交部從蘇聯中央列寧圖書館轉歸北京圖書館，也就是今天的國家圖書館。

被寫上了德文的《永樂大典》，是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理格羅提渥訪華時交還的三冊《永樂大典》中的一冊。它們由萊比錫大學從科隆一家書店購得。有學者研究，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時，是一個德國軍官將這三冊《永樂大典》帶走的。

成書于明永樂六年(1408年)的《永樂大典》，原本有11095冊之多。嘉靖年間摹錄的一部副本，與正本格式、裝幀一致。繼正本不知所蹤之后，《永樂大典》副本被這人偷幾冊、搶幾冊，再被那人燒幾冊、毀幾冊，現在已知的僅有400余種，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

宋刻本《陶靖節先生詩》 資料圖片

明代藏書家葉盛說：“夫天地間物，以余觀之，難聚而易散者，莫書若也。”新中國成立后的幾代圖書館人，雖然明白“聚書”之艱難，但是從沒有停下搜求的腳步。

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啟動當年，正在上海調查古籍善本的全國古籍普查專家組發現了一冊《永樂大典》，書主是一位加拿大華裔女士。幾經周折，2013年，這冊《永樂大典》入藏國圖，被視為海外漢籍實體回歸的典型案例。

近年來的海外漢籍回歸，不止一冊《永樂大典》。2018年，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庫理事長細川護熙將36部4175冊漢籍捐贈中國國家圖書館。海外漢籍的數字化回歸成果同樣豐碩。“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特藏資源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全文影像數據庫”先后在國家圖書館網站上線；2015年，“海外中華古籍調查暨數字化合作項目”啟動，牛津大學波德利圖書館藏19冊《永樂大典》等一批珍貴文獻以數字化形式實現了回歸。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圖書館和全國各級圖書館及相關學術單位、出版機構一直致力于開展海外中華古籍的調查、回歸、整理、出版等工作。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展以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協同社會各界，不遺余力地促進海外中華古籍調查和數字化合作，對于完善我國古籍存藏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主任林世田這樣說。

愛書護書，全民參與

曾任國家圖書館館長的任繼愈的兩封信，同時在展覽中展出。一封寫于1982年，另一封寫于2003年，時隔21年，內容均與古籍保護有關。

“六月上旬，因工作需要，到曲阜孔府查閱有關檔案，收獲不少。根據見聞，提出關于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孔府檔案的建議四條(見另紙)。”在1982年寫給中央領導的這封信中，任繼愈提出了采用縮微技術搶救珍貴歷史文獻的建議，得到有關部門大力支持，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隨之成立。因為安全性強、穩定性好，縮微技術至今仍然是保存文獻的重要手段，全國已有超過15萬種珍貴典籍被拍攝為縮微膠卷。

宋端平刻本《楚辭集注》 資料圖片

2003年的那封信，是寫給大眾的一封倡議書，事關珍貴典籍修復認捐活動。信中說：“從今年開始，國家圖書館開展‘全民參與，共護國寶’的活動，不是因為國家撥款少了，而是國家圖書館希望把祖國珍貴典籍和我們每個人的距離拉近，讓每位國民都有機會直接參與保護中華歷史典籍的工作……國家圖書館還將定期舉辦修復展覽，將修復好的珍貴文獻向大眾進行展示，以教育我們的后代共同關心我們祖先創造的珍貴文化遺產。”僅兩個多小時，這次活動就完成了認捐計劃。

古籍保護，始終牽動著公眾的心。中國古籍保護協會會長劉惠平介紹，自2015年以來，全國145所高校近千名大學生志愿者參與了該協會組織的“中華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務行動”，深入全國19個省份的216家基層古籍公藏單位，完成了146萬冊(件)古籍普查登記。

林世田給出了另一組數字：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全國已有2315家收藏單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記，全國古籍修復人員從不足百人發展到近千人。

這些經過普查、修復的典籍，是政府主導下全民共同參與的成果，它們正在以各種方式向公眾進行展示，發揮其教育的作用，就像任繼愈十多年前所承諾的那樣。

“了不起，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展場中，時而傳出這樣的贊嘆，或許是在贊嘆古人，或許也是在贊嘆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