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第一時間，黨和政府就為梨園人士專門舉辦了三期戲曲講習班。這對于梨園行來說，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事，家父（尚小云）聽聞，第一時間就積極報名參加了。負責講習班授課的大都是來自解放區的文藝干部，他們不僅宣傳黨的執政思想和文藝政策，還真誠地和戲曲人交朋友。講習班里，不僅有京劇，其他各劇種的名家也匯聚一堂，大家互相交流、學習，加深了感情，也大大提升了對新中國文藝政策的理解。這對于經歷過舊社會困苦的父親來說，像是看到了一個不同于以往的全新世界，對自己從事的職業、演過的戲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除了父親，大哥（尚長春）、二哥（尚長麟）也參加了這個講習班，連著兩期，整整4個月的時間。每次學習完回家，父親和兩位哥哥都會第一時間與家人、同行們分享。對新政府的政策雖有些懵懂，但看到身邊發生的許多積極變化，大家一致認為中國共產黨是有德行、深得民心、真正為百姓謀福利的，因此，大家對于新政府的戲曲政策也是積極擁護的。

受講習班的影響，父親那段時間看了許多來自延安解放區的演出和進步戲，并于1949年11月成立了以個人名字命名的尚小云劇團，緊隨其后，排演的第一出大戲《墨黛》也很快出爐。可以說，父親的這兩個舉動是超前的，他以實際行動踐行了他的藝術主張和對新文藝政策的支持，這讓當時的戲曲界甚至文藝界都為之震撼。

父親對戲改工作的積極支持和熱烈響應，不是迎合形勢的跟風，而是發自肺腑真情實感的流露，也是他多年以來舞臺藝術實踐積累而成的切實感受。那個年代，大家都經歷著社會的巨變、行業的變動，從“唱戲的”成為文藝工作者、人民藝術家、國家的主人，這不僅是稱謂的變化，更是政治地位、心理認同的改變，也是從未有過的揚眉吐氣的自豪感與親切感。

上世紀50年代，文藝發展蒸蒸日上，流派紛呈，大師云集，童年的我有幸看過許多好戲，也見過許多大家的風采。正是從那時起，我明白了積淀、傳統與創新的重要，這些理念就像一顆顆種子深埋在了心中，也成為了我畢生的創作追求。

上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全國各個行業都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可在戲曲界，尤其在創演新劇目上，似乎滯后了一點。幸運的是，1987年，我遇到了《曹操與楊修》。劇本好，人物鮮活，我就十分想把這出戲搬上舞臺。但要排好這出戲，實屬不易。經多方面考慮，我最終選擇去上海尋求合作。

當時我在上海無親無友，上海最富創新、求新以及銳意求索的精神激勵了我，也吸引著我。于是，我給上海京劇院的王夢云老師和上海藝術研究所的王家熙老師寫了信。他們很快回了我一封電報，表示歡迎。當即我就夾著劇本，聽著貝多芬的《命運》出發了。恍惚間我甚至在想，這究竟是戲劇融入時代的“命運抗爭”，還是我個人藝術前途的“命運抗爭”？就這樣，我坐著綠皮火車，悄悄來到了上海，敲響了上海京劇院的大門。我是個幸運者，趕上了好時代、好政策、好團隊，也趕上了最好的觀眾。那次上海之行無比順利，大家一拍即合、相見恨晚，這才有了《曹操與楊修》的創排以及與上海之后的緣分。

1999年、2002年，《貞觀盛事》與《廉吏于成龍》也陸續推出。近年來，這“三部曲”也相繼有年輕人接棒傳承。從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中，我又參與了4部京劇電影的拍攝，分別是：鄭大圣導演的《廉吏于成龍》，以及滕俊杰導演的《霸王別姬》《曹操與楊修》和《貞觀盛事》，后三部是3D全景聲制作。

還記得拍攝《霸王別姬》的時候，正值40℃的高溫，劇組每天從早到晚十幾個小時“鏖戰”，過程真的很辛苦，但整個團隊都精神飽滿，盡心投入。影片拍出來一看，真好！

2014年，《霸王別姬》應邀在美國好萊塢杜比劇院隆重首映。劇院門口的大街上到處都是虞姬和霸王的海報，紅毯的兩邊盡是當地媒體的“長槍短炮”。后來，影片獲得了世界3D電影最高獎———金·盧米埃爾獎的青睞，評委從幾百部參評影片中遴選出了29部作品，其中就有《霸王別姬》。通過這段經歷，我愈發真切地感到，越是民族的、越是戲曲藝術的精品，就越能得到國際的認可。我也愈發肯定，將傳統戲曲藝術搬上大銀幕，不僅可行，還非常重要！

我是個超齡服役的戲曲老兵，是位“準80后”了。轉眼間，新中國也將迎來她70歲生日。整整70年，我們感受著這片偉大土地的滄桑巨變，也經歷著這方舞臺幾十年浮沉變化與發展。我要感恩這個時代！縱使有過挫折、疑惑、起伏、困難，但政策、平臺和機遇始終呵護著每一位敢想敢干的文藝工作者！如今的國家，經濟發展越來越繁榮，硬件條件也越來越好了。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0月15日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于我們每一位文藝工作者來說都是激勵、都是鼓舞。當此，我們更應呼喚一種精神——務實的、創新的、時代的精神。唯有厚積薄發、敢于追求、敢想敢拼，做前輩想做卻沒來得及做的事情，方能為國家、為民族、為時代擔起文藝大發展大繁榮的責任與重托！

（作者系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戲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