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

今明兩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交匯期。從統計數據上看，脫貧攻堅戰已取得決定性進展：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年末的9899萬人減少到1660萬人，同期貧困發生率下降8.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基層一線實踐中，也暴露出一些新的問題。據媒體報道，有些地方的產業扶貧政策出臺缺乏連續性和配套舉措，造成“干部一走，產業就散”的情況；有些地方為讓考核指標更好看，把資產收益扶貧簡單等同于“分紅式”扶貧，導致貧困戶依賴“坐享其成”，扶貧項目后繼乏力……這些問題的發生，影響了當地群眾對扶貧工作的信心，本質上仍然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祟。要將扶貧工作做得更扎實，就要厘清問題實質、樹立責任意識，努力為明年脫貧攻堅全面收官奠定堅實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產業是實現脫貧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產業作為推動脫貧攻堅的根本出路。”產業扶貧，特別是資產收益扶貧模式，仍然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工具”。“工具”用得好不好，關系到扶貧工作和成效是“事半功倍”還是“事倍功半”。客觀地講，脫貧攻堅進入啃硬骨頭、攻城拔寨的沖刺期，工作壓力與難度較以往肯定是大幅增加的。首先，在尚未脫貧人口中，長期患病、殘疾人、孤寡老人等自身發展動力不足的貧困人口比例越來越高；其次，受制于惡劣地理條件和薄弱經濟基礎，很多深度貧困地區的問題無法寄望于“畢其功于一役”，需要區域統籌規劃并做好長期“作戰”準備。

作為具體執行者，基層黨員干部首先要對政策本身有更深刻的理解，人民群眾才能對擺脫貧困更有信心。回顧我國對貧困問題的治理路徑，實際上就是掌握并遵循經濟發展內在規律、順應歷史潮流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釋放人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讓依靠自身努力擺脫貧困成為可能；通過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人們有了享受時代紅利從而走向富裕的機會。但是，隨著高速經濟增長對貧困治理的邊際效益遞減，一般性的產業扶貧在“頑疾式”貧困面前就顯得束手無策了。資產收益扶貧的目的，就在于為貧困人口創造財產性收入，將其拉入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在《21世紀資本論》中，該書作者提出了一個基于歷史視角的觀點，即資本收益率從長期來看總是高于國民收入增長率。在市場機制下，這種根源性問題帶來的不平等是無解的，同時也造成貧困的代際傳遞，這就是為什么要在國家層面對貧困人口進行扶持的重要原因：當個人有了財產性收入，他就會有長遠打算，人力資本潛能將得以釋放；區域內優勢產業有了啟動資金，地區經濟發展就可以開啟良性循環，促進總收入穩步提升。特別是對“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來說，它們陷入貧困的原因各不相同，或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歷史原因，雖然擁有走向富裕的資源稟賦，但卻無法擺脫現實困境。政策、資本以及良好組織等強大外力將這些貧困地區推出貧困陷阱后，才能開始討論如何走上繁榮之路。

好政策還要好落實。上文提到的“分紅式”扶貧即是一例，在落實中形成了變相的“救濟”。產業扶貧及資產收益扶貧，核心在于通過改變貧困人群的身份來激發其致富意識，并通過以集體的形式進入市場經濟體系，避免了由于知識、經驗、資本匱乏導致的個人面對市場的弱勢地位，財產性收入只是為撬動這一目的而放置的杠桿。有的地區將資金投入與本地無甚關聯的產業項目，甚至是外地商鋪，雖然獲得很高的資本回報、貧困戶能分到不少錢，但初始時希望通過本地產業興旺來直接吸納貧困人口就業、間接提高他們自身能力的目的無疑就落空了。實際上，對于貧困人口來說，就業特別是一份穩定的工作，工資多少并非最重要的，關鍵在于它能賦予他們足夠的心理空間去嘗試人生的更多可能，在穩定預期的基礎上規劃未來。此外，在資產收益扶貧模式中，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平臺搭建方，企業是經營主體和生產決策者，但并不意味著貧困人口的作用消失了，可以坐享其成了。在實踐中，有些地方已經產生了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后的公司治理問題。比起擔心企業可能會出現的經營風險、資金和實物資產安全缺乏保證等在法律框架下可以解決的問題而言，如何建立配套監督機制、落實監督責任更加值得關注。上級機關、扶貧干部如何給貧困人口講明白他們的權利和義務，為當地留下一套行之有效的決策、監督機制，培育起當地人民群眾對公共利益的熱忱，是決定會不會發生“人走產業散”的關鍵。

深刻認識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特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才能更好地貫徹國家戰略。產業扶貧是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抓手，同時也在提高全社會經濟效率、縮小經濟鴻溝、實現社會公平、提振發展信心等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對于廣大人民群眾而言，黨和國家對貧困問題的宣戰，讓貧困人群有了嶄新未來，其他人同樣也為國家的擔當與作為而“心中有底”。一個不放棄任何一個人的國家，有信心實現持久而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因為希望才是真正前行的動力。

（作者：趙明昊，系吉林大學商學院數量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