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無聲鑄“核盾”

1967年6月17日8時許，羅布泊沙漠腹地一聲“驚雷”震動世界：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這距離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僅兩年零8個月，速度之快舉世震驚。從原子彈到氫彈的突破，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蘇聯和英國都是歷時4年零3個月，法國歷時8年零6個月。中國氫彈實現神速突破的最大功臣就是于敏，他被譽為“中國氫彈之父”。

于敏于1926年出生在天津的一個普通家庭，在動蕩頻仍的軍閥混戰年代和連天的抗日烽火中，他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1944年，他考入北京大學，先后在工學院電機系和理學院物理系學習。1949年，他大學畢業并留校攻讀研究生兼做助教，先后師從著名物理學家張宗燧和胡寧，表現出優秀的研究素養和能力，贏得中國原子能先驅錢三強的高度贊譽，由其點將調入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后來的原子能研究所，與鄧稼先、程開甲等一起從事原子核物理研究。

1957年至1959年間，于敏個人或者帶領研究小組連續發表了數篇業內重磅論文，把中國相關領域研究水平大步推進到國際前沿。

1961年1月12日，于敏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領導和參加輕核理論組，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從此之后，他開始“隱身”，隱姓埋名，走上了為國鑄核盾之路。氫彈理論的探究是極富挑戰性的新領域，要在短期內實現突破談何容易。自古華山一條路，惟有奮力拼搏。于敏和同事們知難而進、晝夜奮戰。終于，他和同事們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創立了氫彈的“于敏構型”。1966年12月28日，中國氫彈原理試驗成功。第二年6月17日，中國氫彈空投爆炸試驗成功。

面對蘑菇云升騰帶來的舉世震動，于敏反應平靜，他后來在接受采訪時對外透露說，他當時并沒有激動得流淚，在確認現場的測試數據與理論預估完全一樣之后，他就回去睡覺了，睡得很踏實。在氫彈試驗成功以后，于敏又投入了技術更為先進、更加小型化的第二代戰略核武器的研制，在核裝置化和提高性能的突破中繼續做出重大貢獻。

1988年，于敏的名字得以解禁，其豐功偉績逐漸為社會所了解，贏得廣泛贊譽，有人將“中國氫彈之父”的美譽送給他。對此，他數次婉拒，指出氫彈研究是復雜的大科學系統，取得突破是集體奮斗的結果，沒有所謂的“之父”。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歲。

(張保淑)

袁隆平：稻惠天下

今年9月7日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生日。“鮐背之年”的他仍堅守在科研一線，為實現“禾下乘涼”和“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兩個夢想努力。

袁隆平1930年出生于北平。年少時，他跟隨父母顛沛流離，動蕩的生活給他埋下了奮發圖強的種子。

1953年，袁隆平從西南農學院遺傳育種專業畢業后到湖南安江農校工作。水稻是湖南主要農作物。袁隆平從1960年開始進行水稻種植試驗，從此開始了持續半個世紀的研究。

1966年，袁隆平在《科學通報》上發表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通過培育水稻“三系”(即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復系)，以“三系”配套的方法來利用水稻雜種優勢的設想與思路，由此拉開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序幕。

1973年，在第二次全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會上，袁隆平代表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系研究協作組作了“利用‘野敗’選育三系的進展”的發言，宣布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此后，雜交水稻在中國大面積推廣，平均畝產也一路“飆升”：1976年231公斤、1984年358公斤、1998年424公斤……

1996年，農業部提出超級稻育種計劃。袁隆平領銜的科研團隊成功攻破水稻超高產育種難題，不斷刷新畝產產量。目前，超級稻計劃的5期目標已全部完成，分別是畝產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和1100公斤。

“我希望今年的示范田實現畝產1200公斤、每公頃18噸，向新中國70華誕獻禮。”生日前夕，袁隆平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是表示。當被問及生日愿望時，袁隆平又一次說起他的兩個夢想：“禾下乘涼夢”和“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

前者是他真實的夢境，他曾夢見試驗田里的超級雜交水稻長得比高粱還高，穗子有掃帚那么長，谷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涼。這一夢想正隨著不斷高產的超級稻逐漸成為現實。

后者則是希望超級稻走出國門，為世界糧食安全作出貢獻。“全世界有1.6公頃稻田，如果其中一半種上了雜交稻，每公頃增產兩噸，每年增產的糧食可以多養活5億人。”在袁隆平看來，發展雜交稻會為解決世界糧食短缺問題作出巨大的貢獻。據了解，從1979年首次“走出”中國，雜交水稻已在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研究和推廣，在國外的種植面積達700萬公頃。

(鄧霞 劉雙雙 徐志雄)

孫家棟：造“中國第一星”

“7年學飛機，9年造導彈，50年放衛星。”孫家棟曾這樣總結自己的科研生涯。作為“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孫家棟參與開創了一系列“中國第一”：第一顆導彈、第一顆人造衛星、第一顆科學實驗衛星、第一顆返回式遙感衛星、第一顆資源探測衛星、第一顆北斗導航衛星、第一顆探月衛星……

1951年9月，在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班專修俄文的孫家棟被派往蘇聯學習飛機制造，由此開始了他7年“學飛機”的歷程。時年22歲的孫家棟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如饑似渴地學習鉆研。1958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回到祖國。之后，他被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前身)導彈總體設計部。學習飛行器發動機技術專業，卻沒有從事飛機制造，而是被安排進入導彈研制部門，這是孫家棟科研生涯的第一次轉型。1960年，孫家棟參與的中國導彈試驗接連取得成功。

不久后，他和同伴們就嘗到了失敗的苦澀。1962年3月21日，中國首次獨立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彈道導彈“東風二號”起飛后很快失控，墜毀在距離發射塔架僅300米的戈壁中。孫家棟現場目睹了失敗一幕，痛苦不堪。通過分析，發現此次失敗是由一根導線斷開導致的，這讓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質量就是一切”。

1967年，由錢學森親自點將，38歲的孫家棟擔任“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總體負責人。從事9年導彈研究之后，孫家棟適應祖國的需要，進軍航天領域，開啟長達半個世紀的衛星之路。這是他科研生涯的第二次轉型。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從戈壁大漠騰空而起，東方紅樂曲響徹太空。中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第5個用自制火箭發射國產衛星的國家。孫家棟帶領團隊樹立起中國航天發展的一座豐碑。

以“東方紅一號”為新的起點，孫家棟領銜團隊研制發射了風云氣象衛星、地球資源探測衛星、北斗導航衛星等。雖然也經歷了一些失敗，但是他總能帶領團隊查找原因、總結教訓后最終成功完成任務。

2004年，中國探月工程啟動，時年75歲的孫家棟披掛出征，擔任探月工程總設計師。當時，有些人對此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孫家棟為什么還要接受這項充滿風險的工作，萬一失敗了，他輝煌的職業生涯就可能蒙上陰影。孫家棟對此的解釋很簡單：沒有個人榮辱，只有國家需要。2007年11月5日，遠在38萬公里之外的“嫦娥一號”成功環繞月球的那一刻，在歡呼的人群中，孫家棟輕輕地轉過身，擦去了臉頰上喜悅的淚水。這一幕通過電視鏡頭轉播出去，無數觀眾為之動容。

(張保淑)

黃旭華：一起深潛

黃旭華出生于1926年3月，廣東揭陽人，中國船舶重工集團719所名譽所長、原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他隱姓埋名幾十年，為中國核潛艇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為核潛艇研制和跨越式發展作出卓越貢獻。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和“全國先進工作者”等稱號。在某次深潛試驗中，他置個人安危于不顧，作為總設計師親自隨產品深潛到極限，留下了中國核潛艇發展史上一段佳話，樹立了一座豐碑。

俄羅斯在發射載人飛船時，有一項儀式令人印象深刻。航天員進入飛船前，飛船總設計師會在任務書上簽名并告訴航天員：“沒有把握我不會送你們去。”

中國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有所不同。當中國第一代魚雷攻擊型核潛艇開展深潛試驗時，黃旭華說的是：“我和你們一起去。”

1970年12月26日，中國第一艘核潛艇“401艇”下水。4年后的建軍節，它被命名為“長征1號”交付給海軍。隨后10余年，科研人員在后續型號上不斷改進。1988年初，“404艇”來到南海，準備向“極限深潛”的目標沖刺。

黃旭華對準備工作的要求細致而嚴格。例如，他要求在核潛艇的通海閥門、蒸汽管等八大系統關鍵部位都掛上牌子，注明該設備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怎樣、緊急情況下如何處置、由哪位艇員操作、誰負責監控、總體建造廠的維修負責人是誰等，讓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雖然準備得很周全，參試人員仍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大考”當前，艇長王福山邀請黃旭華上艇，幫大家緩解一下緊張的情緒。

黃旭華的動員出人意料，他說：“作為核潛艇的總設計師，我對核潛艇的感情就像父親對孩子一樣，不僅疼愛，而且相信它的質量是過硬的。我要跟你們一起下去深潛。”

總設計師的職責里并沒有親自參與深潛這一項，世界上更是沒有先例。此時已經60多歲的黃旭華做出如此決定，讓人們大為驚訝，許多人都來勸他。

黃旭華很堅決。他誠懇地說：“首先我對它很有信心。但我擔心深潛時出現超出我現在認知水平的問題，而且萬一有哪個環節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時協助判斷和處置。”

這次深潛試驗取得成功并產生了兩個效果，一是“404艇”成為中國第一代魚雷攻擊型核潛艇的定型艇；二是從此以后，核潛艇總設計師隨同首艇一起深潛，成為了一項傳統。

(付毅飛)

屠呦呦：當代“神農”

屠呦呦生于1930年12月，浙江寧波人，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60多年致力于中醫藥研究實踐，帶領團隊研究發現了青蒿素，解決了抗瘧治療失效難題，為人類健康事業作出重要貢獻。1972年7月，北京東直門醫院住進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其中就有“523”項目“抗瘧中草藥研究”課題組組長屠呦呦——這批科研人員是去當“小白鼠”試藥的。

抗瘧藥的研究是在和瘧原蟲奪命的速度賽跑。此前，屠呦呦帶領的課題組已經篩選出了對瘧原蟲抑制率達100%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樣品，它被稱作第191號樣品——此前的190次實驗都失敗了。

要深入臨床研究，就必須先制備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那個時候)所有的工作(都)停了，藥廠也都停了，根本沒有誰能配合你的工作。所以我們當時只能(用)土法。”屠呦呦說。

所謂土法，就是用7個大水缸取代實驗室常規提取容器，大量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

乙醚等有機溶媒對身體有害，當時設備簡陋，沒有通風系統，也沒有實驗防護。科研人員除了頭暈眼脹，還出現了鼻子出血、皮膚過敏等癥狀，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她的老伴李廷釗記得，那段時間妻子整天泡在實驗室，回家后滿身都是酒精味。“現在往回看，確實太不科學了。但當時的情況就是那樣。即使知道有犧牲、有傷害，也要上。”中國中醫科學院前院長張伯禮說。

盡管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但在個別動物的病理切片中，發現了藥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藥理人員認為，只有確證安全性后才能用于臨床。

屠呦呦很著急。瘧疾這種傳染病有季節性，一旦錯過當年的臨床觀察季節，就要再等上一年。于是，她干脆向領導提交了志愿試藥的報告。在報告中，她說：“我是組長，我有責任第一個試藥！”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員在醫院嚴密監控下進行了一周的試藥觀察，未發現該提取物對人體有明顯毒副作用。當年8月—10月，屠呦呦親自攜藥，去往海南昌江虐區救人。

(張蓋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