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圍繞如何看待70年發展歷程、辯證認識不同的發展階段及其相互關系以及中國如何更好地與世界相處等問題，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近日接受了中新社記者專訪。他指出，跳出70年這一具體時間框架，運用大歷史觀來分析中國道路與中國經驗，方能對新中國成立70周年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從兩個“放”入手，觀察70年歷程

李君如認為，70年來，新中國經歷了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在徘徊中前進和推進改革開放等不同歷史階段。“這其中既有偉大的變革，也出現過很大失誤，如果僅就70年的時間范圍來觀察70年，對其評價可能出現偏頗。”李君如說。

他表示應運用大歷史觀，從兩個“放”入手，評價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將其放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近180年的歷史進程中，放到1921年中共成立以來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中觀察。

李君如表示，1840年以來，為實現民族救亡圖存、國家奮發圖強的歷史使命，中國人做出很多嘗試。包括但不限于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派提出“西體中用”，農民領袖洪秀全領導太平天國運動，資產階級改良派推動戊戌變法，資產階級革命派嘗試多黨制、議會制、內閣制等，但這些都沒能帶領中國走上救亡圖存的道路。1921年中共成立后，通過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創造性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歷經28年奮斗建立了新中國。

“中國人民追求國家和民族奮發圖強的努力，是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才走上坦途的——經過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探索，成功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步步實現站起來富起來的目標，向著強起來的方向努力。”李君如說，從小的是非中跳出來，就能看到中共及其所領導的事業是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前進的。

厘清重要問題，認識70年發展

粗線條概括新中國成立70年的歷史，可將其劃分為改革開放前30年和改革開放后40年。李君如認為，如何理解前30年與后40年的相互關系，是正確認識和看待新中國成立70周年需厘清的一個重要問題。

他說，有兩種片面觀點或錯誤傾向應引起關注：一是在肯定改革開放40年來歷史性進步的同時，有意無意貶低甚至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成就和經驗；二是在肯定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成就時，有意無意淡化改革開放具有的革命性意義，甚至認為改革開放前30年比后40年好。

“上述觀點或傾向，之所以是片面或錯誤的，是因為它們不符合事實。”李君如說，改革開放的主要貢獻有三：首先，中國找到了適合自身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次，形成“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線；再次，在對內發展完善市場經濟、對外全面參與全球化基礎上，中國躍升至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以改革開放為分界線，前30年與后40年的歷史既有不同，又相互聯系，并非相互否定關系。”李君如說。

他指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一個歷史過程，前30年為后40年作出3方面準備。以《論十大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為標志，前30年為后40年進行理論準備；以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建成獨立完善的工業體系為標志，前30年為后40年進行物質準備；以建立人民民主專政政體、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為標志，前30年為后40年進行制度準備。

“在前30年探索過程中，中國犯過錯誤，也付出很大代價。正因為有過去的教訓，中國才會堅定不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當今世界很多地方動蕩不寧，但中國不大會亂。因為我們有過教訓，渴望安定，知道動蕩沒什么好處。”李君如說。

與世界相處，講好70年故事

隨著綜合國力和影響力不斷增長，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在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和思維范式下，讓外界了解、理解中國道路與邏輯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僅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很多西方人士沒見過甚至沒預想過的。比如有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解為國家資本主義，這就屬于套用資本主義認識范式來理解中國發展，所以才會陷入誤區。”李君如說。

他指出，在西方對華負面言論之中，既有惡毒攻擊、詆毀反對，也有因不了解中國話語體系引起的誤解。因此，不要簡單地去抱怨或批判對方，最根本的是專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講好70年來中國發展的故事，擴大對話伙伴圈。

“我們要注重把中國的實踐經驗、話語體系轉化為外界能夠聽懂、認同并接受的話語表達。相較抽象理論，多講一些具體的事情，比如碰到什么問題、如何解決、悟出什么道理。認識是理性的，但講述的故事應該是感性的。”李君如說。

他舉例說，脫貧是一項全球性話題，在西方主要歸慈善機構負責，但在中國更多由政府主導。通過邀請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更多國家人士來華并在地方機構交流掛職，讓他們近距離觀察中共內部如何協調資金和生產要素調配，可以幫助其更直觀、具體了解中國如何推動數億人口脫貧，外界才會對中國經驗更感興趣，這就是以生動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的體現。

在中央黨校工作期間，李君如參與接待了大量外國政黨政要訪華，也時常赴國外政府機構和智庫講述中國道路與發展理念。他認為，當中國變得更加自信，有助于把自己的故事講得更好。

“如果不夠自信，在交往中往往會低三下四、崇洋媚外，或狂妄自大、盛氣凌人，國力的發展使中國可以有理有利有節的開展對外交往。中國也越來越意識到，吵架、批判不解決問題，通過平等、坦誠對話才能逐步化解分歧矛盾，增進共識。”他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