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是廣東南海，出生在澳門，生活在澳門。雖然迄今為止，我的大半生都與政協息息相關，但從我兒時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政協”這個詞對于澳門人來說，都是戴著神秘面紗的。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政協是什么，更少有澳門人能成為全國政協委員。現在，澳區全國政協委員總共有38人，這是國家給予澳門的關照。在30多年前，這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父親馬萬祺在1978年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他算是澳門人中比較早走進全國政協會議的人。記得那時候父親每次開會回來，都會給我們講一些國家大事，以及他在政協的工作。所以，我對政協最早的了解，都是父親傳遞給我的。

馬有禮在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上發言。本報記者 齊波 攝

1988年，我成為第七屆廣州市政協委員，第一次與許多德高望重的前輩、領導坐在一起，討論廣州的發展。當時還有一些著名的港澳工商界愛國人士，如梁尚立、周寶芬等人，也是廣州市政協委員。他們曾都是廣州殷實的商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響應國家公私合營的號召，把大部分財產捐給了國家。“文革”期間，他們也曾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所有的經歷并沒有影響他們為國家服務的熱情。在政協，他們非常積極，認真履職，令我敬佩。

那時廣州經濟還在發展之初，電力供應是個大問題。記得有一次開政協大會時突然停電，會場又悶又熱！只好暫時休會，由工作人員搶修電路。雖然條件困難，但政協委員的積極性高漲，暢所欲言地提出許多加快發展、改變廣州面貌的意見和建議。而剛剛實行的市場經濟，也帶來很多不同意見之間的爭論，有時還非常尖銳，現在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

后來，我成為八屆全國政協委員。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丁關根與我談話，勉勵我說，我父親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希望我能夠多配合父親，發揮澳門委員獨特優勢，為國家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父親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與中國共產黨在港澳的地下組織領導人相識，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與他多有接觸，在他們的引導下，他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他雖然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著名人士，但他非常謙虛，認真履行職責。每年他都按照全國政協的安排到各地考察，既到經濟發展快的沿海，也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接觸當地群眾、了解社情民意，回來都要寫報告向中央反映情況。

父子都在全國政協大家庭中，對我來說，責任和使命更大于常人。30多年來，我始終不敢懈怠，嚴格要求自己，通過參政議政積極投身到國家建設中去。

算起來，我的政協生涯大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廣州市政協，作為基層的委員，我了解到政協組織的職能以及政協委員如何履職。第二個階段是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階段，一方面按照全國政協的指示協助我父親做好視察工作；另外一方面，我在澳門中華總商會服務，先后擔任副會長、會長，對外聯系方便，我經常借助港澳委員的身份，向海外介紹國家改革開放政策，吸引港澳和海外資金到祖國內地投資。第三個階段就是先后擔任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和當選全國政協常委，我更加側重于到基層調查研究，結合國家大的方針政策、社會熱點提出建議和意見。如我最近提出的《加快建設黃茅海大橋的提案》，已被廣東省政府立案，爭取在2023年建成。這樣港珠澳大橋就可以連跨粵東和粵西兩地，更大地提升大橋社會及經濟效益。

這30多年的委員生涯，我親歷了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國家從貧窮落后走向繁榮昌盛。每次想到其中也融入了我的微薄力量，就很自豪。在政協，我還學習了許多治國理念，明白我們國家為什么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這對我一生都是重要的精神財富。

在政協履職期間，有許多難忘的事情，除了考察、調研、參會等，隨全國政協訪問團的每一次出訪，也讓我很興奮。那是我以澳門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的國事訪問，地位無比崇高！每一次出去，我也會抓緊時機調動各種海外關系，積極宣傳國家，以及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父親養育了我們九個兒女，都算事業有成，在各自的崗位服務國家、服務澳門。其中不少是政協委員。我的三個兒子也分別是遼寧、山東、廣東省政協常委或委員。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忘父親的教誨：愛國愛澳，薪火相傳。

很難用一句話形容政協在我心中的位置，太重了！政協組織在我政治生涯中是最重要的，我的愛國主義信念大多來自人民政協的培養，全國政協是我堅定不移跟黨走的指路明燈！

今年是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我無限感慨：作為政協的同齡人，我最美好的青壯年時代都在參與政協組織的工作。看到人民政協事業不斷發展、完善，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愈加重要，我的內心是多么激動和驕傲！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非常認同。當初走進政協組織，我的初心就是要通過履職為民族復興、國家富強貢獻力量，現在國家強大了，我依然不能忘記初心。從廣州市政協委員到全國政協常委的成長之路上，我見證了國家改革開放后發生的巨變，希望未來，我在政協組織中繼續發揮自己的光和熱，為國家和民族的更加輝煌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