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快速生長和優勝劣汰后，小貸公司正無限接近新一輪的規范發展。

7月12日，江蘇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小額貸款公司監管工作的通知》。中國小額貸款公司協會（簡稱“中貸協”）6月27日發函透露，著手草擬“小貸公司行業規范發展指引”，而有關小貸公司的條例和管理暫行辦法已被央行、銀保監會列入2019年的立法清單。

據新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從2016年一季度末至2019年一季度末的近3年時間，全國范圍內小額貸款公司數量減少了900家，減幅為10%。而在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的一年里，小額貸款公司減少了504家。

同時，一些小貸公司的經營狀況并不客觀。一季度33家掛牌新三板的小貸公司中，有13家凈利潤出現下滑，10家出現營業收入和凈利潤同步下滑。專家分析認為，當前的小貸行業處于洗牌期和分化期，出臺統一的監管文件非常必要。

小貸公司行業規范發展指引呼之欲出

在全國擁有約383家會員單位的中貸協正開展一項調研。

6月27日，中貸協向各地方專門委員會成員發布的一則函件稱，中貸協擬聯合成員單位著手草擬“小貸公司行業規范發展指引”。作為前奏，中貸協擬以調研問卷的形式對行業現狀進行一些調查了解，資料反饋的截止日期為2019年7月20日。

“試點十多年來，我國小額貸款公司行業不僅已初具規模，而且在服務‘三農’與小微實體經濟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政策法規和監管指導滯后，小貸公司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不規范的問題。”中貸協表示。

通俗意義上，小額貸款是一種面向傳統商業銀行不能覆蓋客戶的貸款創新，主要解決小額、分散、短期的資金需求，以其靈活性彌補小城市、農村及偏遠地區的金融服務不足，是小微企業、農戶、個體工商戶及個人等群體的重要融資渠道。

2008年銀監會、央行《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出臺后，大量民間資本介入，小額貸款公司（小貸公司）經歷了一輪快速生長期。出臺與之相適應的市場發展和監管規則，也提上議事日程。

在2015年中貸協的成立大會上，原銀監會副主席周慕冰就表示，協會要積極貫徹落實中央政策和監管要求，組織制定統一的行業標準和業務規范，協助推進小貸行業信用體系建設。

近年來政策層的舉動，為小貸監管規則的問世埋下了諸多伏筆。2015年，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就《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并說明旨在規范小貸公司及沒有明確監督管理部門的其他非存款類放貸組織。

2017年底，現金貸迎來規范整頓，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在彼時的一場論壇上表示，下一步監管部門正在考慮修訂此前運行多年的小貸公司監管規則。2019年1月18日人民銀行召開的2019年金融法治工作會議指出，加快推動《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等履職相關重點立法。銀保監會4月底公布的2019年規章立法工作計劃中，制定《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也赫然在列。

“近兩年來，防控金融風險是重中之重，小額貸款公司以及各種投資公司、擔保公司等發展迅速，但這些組織法律地位不清晰、內部管理薄弱，在經營發展中出現了如非法吸收存款、集資詐騙、放高利貸、暴力催債等問題，影響了社會穩定。相關立法計劃的出臺目的就是處置非法集資，遏制各種金融亂象，防控金融風險。”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認為，當前專門規范小額貸款行業的法律文件只有《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而該指導意見的法律層級只是部門規章，不足以適應現在的局面。因此，出臺統一的法律規范，能更全面系統地作出規范，也能更具有權威性和威懾力。

整治風暴下，小貸公司近3年減少900家

雖然針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規則尚未出臺，但小貸行業的清理和整頓已展開多時。

2017年底，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小額貸款公司網絡小額貸款業務風險專項整治實施方案》，希望通過專項整治規范網絡小額貸款經營行為，嚴厲打擊和取締非法經營網絡小額貸款的機構。2018年以來，各省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辦）取消省內部分小貸公司試點資格的消息此起彼伏。

2018年6月中旬，全國首批小貸公司試點省份山西有30家小貸公司被省政府金融辦取消經營資格。同年10月17日，貴州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副主任任輝在做客訪談時介紹，針對長期停業，以及不配合監管且對存在問題不整改的小額貸款公司，在主流媒體公示，對公示無異議的上報省政府金融辦審批。截至6月末，共計取消了101家小額貸款公司試點資格，全省小額貸款公司由年初398家減少到297家，退出比例達25.4%，退出市場的力度、規模、效果為歷年最大最好的一次。2018年12月21日，江蘇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也發布通知，終止全省89家小額貸款公司相關經營資格。

記者不完全梳理發現，進入2019年來，河南省已經接連披露了省內24家小額貸款公司被取消試點資格。

7月12日，江蘇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小額貸款公司監管工作的通知》，從審批管理、股東資質、外部融資、實際利率、不良資產清收、業務合作、涉案涉訴等方面排查小貸公司違規違法經營情況。對存在違規違法行為的小貸公司實施分類處置，監督已經終止經營資格的小貸公司及時規范完成市場退出。

山西、貴州、江蘇、河南等地對小貸公司的清理只是縮影。

央行辦公廳公布的小額貸款公司系列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開始，全國范圍內小貸公司的數量和新增貸款便開始出現雙降的苗頭。2013年末、2014年末，全國小額貸款公司的數量分別為7839家、8791家，全年新增貸款則分別高達2268億元、1228億元。201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當年3月末，全國小貸公司增至8922家，一季度新增貸款22億元。到了2015年末，全國小貸公司數量微降到8910家，2015年貸款減少20億元。

2016年，這一趨勢延續。2016年一季度末，全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8867家，貸款余額9380億元，一季度貸款減少23億元。2016年末，小額貸款公司數量減少至8673家，貸款余額9273億元，全年人民幣貸款減少131億元。2017年，全國小額貸款公司進一步下降至8551家，但年末貸款余額升至9799億元，全年增加504億元。2018年末小貸公司數量降至8133家，貸款余額降至9550億元，全年減少190億元。

而按照央行最新披露的數據，截至2019年3月末，全國小額貸款公司數量跌下八千關口，為7967家，貸款余額9272億元，一季度減少了273億元，超過2018年全年水平。從2016年一季度末至2019年一季度末的近3年時間，全國范圍內小額貸款公司數量減少了900家，減幅為10%。

4成新三板小貸公司一季度凈利下滑

新京報記者不完全梳理發現，目前掛牌新三板的小貸公司約為33家，基本都是開展區域性業務，也有一些小貸公司獲批互聯網小貸業務試點資格或籌建了互聯網小貸公司。2019年一季度，除了日升昌外，共32家小貸公司披露第一季度財報，有13家（約4成）小貸公司凈利潤下滑，有10家營業收入和凈利潤同步下滑。此外，商匯小貸、濱江小貸、鑫莊農貸、通利農貸等公司陷入虧損。

“新成立小貸公司及存量小貸公司業務呈現放緩的跡象，小貸公司貸款增速放緩的原因主要來自于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貸款資產質量波動，競爭壓力加大。”在2018年年報中，新三板掛牌企業南京市濱江科技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濱江科貸”）將“小額貸款增速放緩”列為小貸公司行業發展四大趨勢之首，其余還包括“融資渠道尚未形成”、“國家政策扶持力度在加大”、“小額貸款行業自身發展也在積極轉型”等。

濱江科貸稱，小額貸款公司積極爭取進入資本市場，特別是“新三板”市場。一方面是中小企業在銀行融資困難，市場需求旺盛；另一方面是小貸公司資金來源渠道受限，小貸公司股東投入的資本金不可能無限增加，江蘇省內已有多家小貸公司掛牌新三板，尋求拓展融資渠道，解決小貸公司資金來源的問題。

重慶商匯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商匯小貸”）2019年一季報顯示，營業收入為-640.6萬元，同比減少112.97%。商匯小貸解釋稱，主要原因是公司原有客戶存量保持較好，為了支持實體經濟，對大量的借款人進行展期及適度下降借款利率。同時，公司2018年度出現大量借款人經營困難導致不能支付借款利息。商匯小貸一季度凈利潤為-2028.56萬元，同比減少4641.24%。此前的2018年末，商匯小貸的營業收入和凈利潤分別同比減少了95.42%和385.74%，不良貸款率由上年同期的11.27%升至58.74%。

“當前小額貸款公司仍面臨一定的發展困境，融資來源嚴格單一，后續資金供應不足，行業缺乏健全的信用體系，轉型愿望也難以實現，運營成本和稅收負擔較高，小貸公司的信貸產品單一、員工素質較低，業務創新困難。”通利農貸在2018年年報中表示。

洗牌期和分化期來臨，互聯網化是方向？

“小貸公司數量眾多，在經營業績上分化比較大。”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薛洪言說，“整體上看，以消費類貸款為主的小貸公司，抓住了近幾年現金貸和消費金融的風口，經營狀況較好，這類小貸公司多由互聯網機構發起設立。以對公貸款尤其是區域性對公貸款為主的小貸公司，受實體經濟下行尤其是區域經濟分化拖累，經營層面遇到轉型困難，這類小貸公司多由傳統企業發起，且多發端于2015年之前。”

薛洪言表示，某種程度上，對公型小貸公司遇到的轉型難題與農商行、城商行等中小銀行轉型困境是相似的，對公業務不振，零售轉型又受科技、用戶基數、資金成本、機制文化等制約，未有實質性突破，在行業整體快速發展過程中存在被邊緣化的危險。

“日昇昌”為中國第一家票號，曾極盡輝煌。新三板與其“撞名”的新昌縣日升昌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日升昌”）日子過得并不好。2018年經營數據顯示，全年營業收入為780.33萬元，同比減少39.07%，凈利潤約為-3161.35萬元，期末不良貸款率達63.29%。

2018年年報中，日升昌這樣描述行業環境：當前，小貸行業面臨風險增大、增速放緩、模式轉型等諸多挑戰，同時，巨大的經營困境也孕育著新的生機，“小額、分散”與互聯網化正成為小貸公司未來發展的方向。

一些小貸公司已經將互聯網化作為未來的贏利點。2018年6月，國匯小貸獲續批互聯網小貸業務試點資格，并成功操作一筆放款，按期收回了貸款本息。在2018年年報中，國匯小貸表示，2019年要充分利用公司持有的互聯網小貸業務試點資格，搭建互聯網信貸業務平臺，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陽光小貸也在2018年年報中稱，2017年取得省金融辦關于籌建陽光互聯網小貸公司的批復，公司為全面轉型升級互聯網小貸做充分準備。

有小貸公司率先嘗到了互聯網模式的甜頭。大連高新園區中祥和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透露，2018年互聯網小額貸款業務重點開展“車輛保險分期”產品，當年新增業務量約4447萬元，業務量較上年增長31%。

日升昌透露，新的一年，公司有意借助浙江省小額信貸業務系統自助貸平臺和支付寶自助貸生活號開展轄區內的自助貸創新業務，增強公司金融創新能力。不過，在股轉系統發的年報問詢函中，日升昌被要求說明2018年度開拓新業務的措施是否得到有效實施，2019年度是否存在經營破產風險。

在薛洪言看來，當前的小貸行業處于洗牌期和分化期，出臺統一的監管文件非常必要。“具體來說，當前大量的機構經營困難，面臨退出的問題，急需政策引導；還有些機構基于生存壓力，有較強的違規經營動力，急需政策規范。同時，頭部小貸公司不斷巨頭化發展，偏離了小貸公司聚焦普惠業務的初衷，也需要政策層面予以規制。”

小貸牌照“退熱”，仍有資本追逐

小貸公司規范發展的政策尚未明朗，但小貸公司牌照依舊處于資本方的注視之中。

“小貸牌照分為兩種，一種線上的，一種線下的。特別是互聯網小貸牌照，對互金類公司，不管是做流量、助貸還是直接放貸的，都非常重要。”一家線上流量平臺的高管珍妮（化名）說，公司在轉型中一直沒有停止對小貸牌照的關注。目前和一家股東公司聯合申請互聯網小額貸款牌照，根據一些地方政策的開放性做一些相應的報備。

珍妮所在的平臺2016年開始做助貸。“2017年的時候，公司非常想有一個互聯網小額貸款的牌照。當時收購成本還是蠻便宜的，基本的協議都簽了，但是因為收購需要股東持股，而股東是上市公司，要做公告和很多相應的程序，沒有操作成，耽擱了。”珍妮說，2017年底助貸業務停下來，開始做流量平臺，還是非常希望有互聯網小貸牌照。但一方面政策沒有開放，另一方面互聯網小貸業務整體的政策走向也沒有完全清晰，那段時間小貸收購的整體市場變化起伏。

2017年底正好是“現金貸”監管的關鍵節點，網絡小貸業務一度成為監管層摸底、整治的重點，牌照價值水漲船高。彼時，某現金貸平臺創始人劉清（化名）告訴記者，自己通過中介聯系網絡小貸牌照轉讓方，但是在互金整治辦叫停網絡小貸牌照批設的次日，一張網絡小額貸款牌照報價6000多萬元，還要付給中介幾百萬的服務費。而此前的2、3月份，不加給中介的服務費，自己接觸的一張網絡小貸牌照的價格是1000多萬元。

珍妮認為，拿下小貸牌照不一定是為了放貸，因為這一類服務平臺，包括提供流量、助貸，很多操作過程中互聯網小貸牌照是被認可的前提。“比如去今日頭條或者百度買量，如果有互聯網小貸牌照，簽訂協議等方面肯定順利很多。”

除了還在申請可以從事線上業務的互聯網小貸牌照，珍妮所在的公司已經從西部和南部省份收購了兩張區域性小貸牌照，都只能開展線下業務。

“市面上買家很少了”，接觸小額貸款牌照轉讓的中介趙捷（化名）說，目前北京的小貸公司轉讓價格波動不大，1000萬元-1200萬元之間，前段時間有個存在債權問題的小貸公司，要800多萬元。相比較來說，保險經紀和保險代理還要受關注一些。

從事相似業務的周思宇（化名）表示，自己此前接觸的一家北京地區的小貸公司轉讓價為1500萬元，但來尋求北京小貸牌照的比較少。“我正在給朋友找全國省會城市的小貸公司，合適的都能要，除了北上廣”，周思宇說，資本方想在全國范圍內做業務，目前尋求普通的小貸牌照。

“政策不確定和潛在問題的存在，讓每個進行收購的公司都存在一些憂慮。”珍妮坦言，線下小貸公司收購金額小，但是線上小貸牌照需要大成本去進行收購，可能需要和當地上市公司或者國資背景的企業合伙，也會出現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