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易雄正在勸睡在涼席上的小譚跟堂哥回家。

每年，寶安區救助站會救助3000多名流浪者，絕大多數都能與家人團圓。

楊宇和收留的流浪狗一起，住在松崗的一處高架橋底。

易雄和小譚堂哥交流小譚回家后的注意事項。

易雄貓著腰，穿過一排蕉葉，鉆進了低矮漆黑的高架橋洞里。

半分鐘前，他從京港澳高速旁走過，下意識地往橋洞里一瞥，隱約看見一個躺在涼席上的身影，“大概率是流浪者”。

對流浪者而言，橋洞是適宜的居所，尤其在夏天。這里有足夠寬闊的場地、隨汽車呼嘯而過的風和大片的陰涼，雨水和陽光都打不到他們身上。

在深圳這座聚集著1300多萬人口的城市，流浪者常常被人忽視。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深圳三家救助站共救助了30322名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為他們提供食物和住所、聯系親屬。

但根據易雄的經驗，愿意向救助站求助的流浪者只占小部分，“都不想失去自由”。然而得到自由的同時也意味著居無定所、風餐露宿。

29年來，已有將近600名流浪者在易雄的幫助下與家人團圓。他相信，回家，才是他們更好的歸宿。

流浪者不回家

一個半小時過去了，橋洞里的男人依舊不發一語。

易雄蹲下身，湊過去套近乎：“小兄弟你干嗎睡在這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難？”“你是沒錢還是沒身份證？”“快中午了，要不要吃點東西？”男人只是瞇瞇眼，翻過身繼續睡。

易雄掏出手機，對著他偷偷拍了一張照片，又錄起了視頻。男人看著年輕，長了一張圓臉，顴骨很高，頭發像剛剪過，襯衫和長褲都有些脫色、磨破了邊，旁邊擺了雙嶄新的藍拖鞋。除了一床沾有土屑和雜草的涼席外，沒有其他行李。

這些跡象表明，男人流浪的時間或許不長，有可能只是剛剛失去工作、找不到生活來源，或是被人騙了、遺失了錢和身份證。“你是不是被黑中介騙來的？進了黑廠？”

“黑廠是有”，男人終于開了口，帶著濃厚的兩廣口音。男人告訴易雄，他念到小學六年級就輟學了，七年前和叔叔來深圳打工，后來叔叔生病回了老家，自己又被騙進黑廠，跑出來找不到好工作，手機也丟了，身上只有身份證和100多塊現金。

易雄看了看他的身份證，姓譚，1992年生，是廣西合浦縣人。易雄問他，為什么不回家？他不再回答。易雄只好拍下他的身份證照片，答應幫他找一份靠譜的工作，起身離開。

深圳是一座“由外地人撐起來的城市”，常住人口超過1300萬，有800多萬外地人，他們在這里尋找夢想與金錢，一年為這座城市貢獻超過2萬億元的生產總值。

流浪者也是深圳的一部分。五年前，深圳市城管局負責人曾公開表示“不會禁止和驅趕真正有困難的流浪乞討人員”。

按照《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規定，救助站的救助對象指“因自身無力解決食宿、無親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農村五保供養、正在城市流浪乞討度日的人員”。但救助站只對流浪人員進行臨時性社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過10天。

在易雄接觸過的近千名流浪者中，小譚是最常見的一類人：年紀輕輕，從五湖四海來，進入工廠成為流水線的一部分，又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丟掉工作，或是丟掉錢包、手機或身份證，與家人不再聯絡，從此流落街頭。

2016年，易雄制作了一張“站外救助登記表”，幫那些不愿去救助站的流浪者登記姓名、家庭住址、身份證號等信息。所有流浪者中，來深圳務工的中青年男性占了大半，多數來自廣西、湖南、四川等省份。

而在救助原因這一欄，務工不著、被盜被搶被騙的情況最為普遍。“很多流浪者其實想回家，又不好意思和家人聯系，因為他是出來掙錢的，沒掙到錢回去沒有面子，只好一天混一天。”

比如楊宇（化名），廣西人，80后。2015年，他來到深圳，開始做日結工，在松崗租500元一個月的群居房。在此之前，他做過搬運、挖樹、修輪胎。

但后來，楊宇不愿天天工作，錢不夠花，帶著一條流浪狗搬到了松安路旁的高速橋底。今年春節，楊宇回過一次家，他發現老家的田地都已荒廢，村子里也沒剩多少年輕人，過完年便回到了深圳。“沒事可做，在這撿廢品都比在家強”。

運氣好的時候，楊宇一天能撿到二三十元的廢品，足夠在路邊買兩份一葷一素的快餐。而在去年，深圳市民人均年收入超過5萬元，相當于他撿四五年的廢品。

回不了家的還有精神異常的流浪者。易雄見過，原本能正常溝通的人，會突然開始追車、爬樹；喜歡睡在樹蔭下的中年女人，心情不好時見人就吐口水，易雄與她打交道多年，只知道她老家在黑龍江；正在翻找垃圾桶的男孩，對前來搭訕的易雄破口大罵，又掏出了三把匕首，易雄只好報了警，“碰到這種情況，我們一般是先報警，再打120，如果確認流浪者有精神異常，就會被送到康寧醫院治療”。

深圳市康寧醫院的數據顯示，從2009年到2018年，深圳市康寧醫院共救治了12142名流浪乞討精神病人。

“看到流浪者，心里就不舒服”

29年前，17歲的易雄剛念完初中，也是鋪蓋一卷，南下加入務工大軍。剛到深圳時，他在工地上拉磚、打水泥漿，一天能掙十塊錢。那時，他住在水泥隔板搭的工棚里，天花板是用油紙鋪的，半夜雨點大顆大顆地砸下來，吵得人睡不著。

如今，易雄不再年輕，皮膚曬得黝黑，添了白發和皺紋，愛穿長袖和西褲，出門背橄欖色斜挎包、騎銀色自行車。

他的工作是在家附近當保潔員，天蒙蒙亮就起床，在城市尚未蘇醒時掃地、倒垃圾，剩下的時間都用來當義工、尋找流浪者。

2010年，易雄加入了深圳市義工聯合會，他是最積極主動的人之一，一周至少有五天都在干活兒。為了更好地幫助流浪者，還專門自學考取了社工證。后來，他還成立了專門幫助流浪者回家的義工團隊“愛心飛翔”，和寶安區救助管理站合作，在深圳發展了近百名成員，有打工仔、小攤主和公司高管。

妻子帶著兒子回東北老家上中學后，易雄獨自租住在沙坣新村的一棟“握手”樓里，每月房租2000元。家門口貼著幾百張易雄與受助流浪者的合影，客廳四面墻掛滿了錦旗，出現最多的字眼是“大愛無疆”，靠墻堆著整箱整箱的礦泉水、八寶粥和自熱米飯。

“因為我知道流浪的苦，也受人幫助過，所以我想要反過來去幫助人家”，易雄說。在他7歲那年也有過一段流浪的經歷，他獨自乘大巴去鄉下外婆家，路上顛簸五六個小時，迷迷糊糊下了車，才發現坐反了方向，只能漫無目的地到處走，睡在橋洞和馬路邊，吃路人施舍的饅頭。

直到碰見一位30歲左右的阿姨，把他帶回家，幫他洗澡、下面條。易雄告訴阿姨，自己家在武岡古城，她便寫了紙條給跑邵陽的客車司機，托他貼在城門口。幾天過去，易雄的父親見到尋人啟事，來把他接回了家。

從那以后，易雄開始格外關注流浪者這一群體，只要碰到流浪者，就會主動去給他買水、買飯。

1993年，一個下雨天，易雄從工地出來，在公園碰到一個流浪者，頂著一頭亂糟糟的頭發，癱坐在地上。流浪者是湖北人，打工遇到黑中介，身份證和錢都被騙走了，好幾天沒吃飯。易雄幫湖北人打通了老家派出所的電話，提供了湖北人姓名、住址，幾個小時后，派出所就找到了他的家人。

這次偶然的經歷讓易雄發現，原來幫助流浪者尋親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難，“就是多問一句話、多打一個電話的事”。從那時起，他零零散散又幫過幾名流浪者回家。“看到那些人睡在外面，我心里就很不舒服，感覺很莫名其妙。為什么現在社會好了，還有這么多人在過著和我以前同樣的生活？”

每當碰到聲稱不愿回家的流浪者，易雄會想辦法問出他的家庭信息，再聯系家屬詳細了解情況。“誰愿意天天在外面風吹日曬、靠拾荒為生呢？”易雄說。

“有的是礙于面子，有的是跟家里人鬧過矛盾，還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流浪者家中已經沒有親人、精神異常等等”。事實上，大多數流浪者在易雄的勸導下，最終都跟親人回了老家。

碰上實在不愿回家的，易雄也會想辦法在本地給他找一份工作。前兩年，一個河北流浪者的親人被易雄找到，但來深圳待了三四天都沒能說服流浪者回家。后來，易雄幫他找到了一份在工地看管房子的工作。

一次不行，就再來一次

尋找流浪者的最佳時段是上午。深圳的夏日漫長而悶熱，時時伴有突如其來的暴雨，所以流浪者常在白天睡覺，到了傍晚，太陽沉下去以后，再開始“活動”，直至天亮。

出門前，易雄和義工們會準備好水和食物，用來剪頭發和指甲的剪刀，一張義工證、一疊寶安區救助管理站服務卡和“站外救助登記表”，“兩天就能填滿二三十張”。如果有義工開車來，還會在后備廂捎上幾床蚊帳。

獲取個人信息是幫流浪者回家最關鍵的一環。見到流浪者，易雄首先會拍照片、視頻，跟對方稱兄道弟，以炎熱的天氣拉近距離，把水和食物拿出來，再開始和流浪者聊天、了解信息、詢問是否愿意向救助站求助。

但事實上，很多流浪者都不會理睬易雄，唯一的辦法就是耗時間。一個小時不行，就兩個小時；一次不行，就再來一次。在這期間，易雄會不斷向流浪者提問：碰到了什么困難？是否有身份證、錢包和手機？想不想回家或者找工作……直到流浪者最終對他卸下防備。

有時，香煙也能撬開流浪者的嘴。一位流浪18年的中年男人見到易雄，不說別的，只向他要煙。易雄從煙盒里抽出一支，沒遞出去，說，“給你一支煙，你要寫一個字，把名字和家庭住址都寫出來。”

為了方便聾啞人，易雄還專門在手機里裝了一個查詢行政區劃的軟件，能精確到街道、村，引導他們勾選。碰上不能說話也不認字的流浪者，易雄只能帶他們回自己家洗澡、剪頭發，再帶到派出所做人臉識別，明確身份。

“從2018年1月起，我們開始和派出所對接，采用人臉識別技術”，寶安區救助管理站副站長郭東抒說，只要受助者拍過身份證照，就能進行比對，識別出受助者的身份信息。DNA匹配也是尋親手段之一，但成功率不高，只有當受助者的親屬也在DNA庫中留過樣時，才有可能進行匹配。

大多數時候，易雄拿到流浪者的個人信息后，會直接撥打當地派出所或村委會的電話，請民警、村干部上門去找流浪者的家人。易雄的手機里有將近800個義工微信群，覆蓋了全國各個地區。他會把流浪者的家庭信息發在對應的群里，再由當地的義工來對接。偶爾，他也會向一些尋親公益組織求助。

在易雄與流浪者交流的同時，會有其他義工在旁邊做視頻直播，廣西人輝哥是其中一員。在直播平臺上，輝哥有40萬粉絲，每次直播都能吸引幾百名觀眾。去年，在輝哥的一場直播中，一位睡在公園草地、因為精神障礙無法正常溝通的女孩被老鄉認了出來，第二天家人就把她接回了家。

“尷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

找到流浪者小譚的當天下午，易雄就聯系上了他老家的村支書，并且找到了他的家人。

在尋親過程中，易雄最害怕的是被家屬懷疑身份。兩年前，易雄幫助一位廣西南寧的大學生找到了家人，大學生的哥哥到了深圳，卻不肯上義工的車，“非說我們是騙子”。

易雄提出，讓哥哥去派出所先報警，讓民警來見證，還是被拒絕。最后，在大學生工友的陪同下，哥哥終于上了車，一見到橋洞底下的大學生，撲過去“哇”地哭了起來。

6月16日晚，易雄和一位陜西漢中流浪者的姐姐約好在松崗見面，等了快一個小時，不見人影，“說在和朋友吃飯”。到了十點，姐姐才告訴易雄，她人還在漢中，以前被傳銷團伙騙過，以為他們也是騙子。第二天深夜，姐姐搭火車到了深圳，直接托朋友帶走了弟弟。

“有的家屬就是有這種心態，警惕心很高，被騙怕了”，易雄說，盡管他會向對方出示證件、流浪者的最新照片和視頻，甚至讓民警、村干部出面，仍有可能得不到信任。

幸運的是，小譚的堂哥沒有多懷疑，連夜趕來深圳。6月18日清晨，易雄和義工們套上了紅色的義工馬甲，守在高架橋邊，輝哥開始給粉絲直播“團圓”的場面。

易雄從來不會提前告訴流浪者，他們的親人要來，怕他們覺得沒面子跑掉。事實上，幾乎所有為“團圓”付出的努力都是背著流浪者進行的。

和小譚一樣，堂哥身材瘦削，也是圓臉，他透露了更多關于小譚家庭的細節。在小譚尚未懂事時，父親已因病去世，母親患上間歇性精神病后改嫁了，家里還有個親妹妹，已經結婚、生了三個小孩。而小譚一直都是靦腆內向的男孩，連堂哥招呼他上家里吃飯，也會不好意思地跑開。七年前，小譚離家打工以后，他們再無聯系。

兄弟重逢的場面沒有想象中那么激動。堂哥見到小譚時，他剛剛睡醒，正躺在涼席上發呆。四目相對，小譚眼中閃過驚訝的神色，尷尬地把右手枕到了腦后。沉默了一會兒，堂哥用家鄉話問，“跟我回家吧？”“不回”，小譚答得很快。

原本在遠處觀望的易雄走過去，蹲在涼席的另一邊，開始勸：“你不愿意回家是有什么心結？現在堂哥來了，開了通宵的車趕過來，說明他還疼你，有什么怨就跟他講嘛。就算不愿意回老家，我之后可以幫你去找工作，我有朋友在工廠，可以介紹你過去，一個月也能掙幾千塊。但你要先跟堂哥去吃個飯，他大老遠跑過來，你要替他想一想。這么多年沒見面，你們可以好好聊聊家里的情況。昨天我也跟你們村書記打了電話，他說村里開始分田分地了，你們家現在沒有能說得上話的人，你得回去簽名才行。”

聽到“分田分地”，沉默的小譚猶豫了幾秒，坐了起來，拍拍褲子上的灰，說了兩個字：“走吧”，跟著堂哥上了車。當天，小譚和堂哥回到了廣西，堂哥答應小譚，會給他買一部智能手機，再幫他在北海找一份工。

“尷尬和沉默都是正常的”，在易雄促成的600多次團圓中，很多相認的瞬間都是如此。面對多年未見、音容已改的親人，往往很難開口說出第一句話。時間和距離在親人之間撕扯出的巨大裂痕，只能慢慢彌合。

流浪者回家以后，易雄會長期和家屬、當地的村干部或義工聯系，讓他們給發流浪者的照片、視頻，了解流浪者在家生活的情況。根據易雄回訪的結果，十分之九的流浪者回家后都不會再出來，在老家成家立業、娶妻生子，回歸正常的生活。

流浪者“睡神”不幸地成為了那十分之一。易雄和輝哥在松崗琥珀市場旁邊的高架橋底找到他時，他不說話，也不認字。他們帶他去理發，給他買藍色的運動衫、剪腳趾甲，偶爾還會帶他下館子，“像朋友一樣相處”。

今年4月，通過人臉識別，找到了“睡神”的家人，父親來帶走了他。2個月后，當地義工告訴易雄，“睡神”的父母把他趕出了家門，每天睡在公園里的大樟樹下。

易雄和輝哥開始后悔把“睡神”送回了家，“至少在這里還有口飯吃”。

“自卑是他們最普遍的心理問題”

現在，易雄是深圳義工圈的知名人物。每救助一名流浪者，團隊都會制作一張簡單的藍底電子海報來宣傳，海報兩邊的空隙印著宣傳語“你給我一個信任，我還你一個團圓”，底部是易雄的電話。

于是，易雄的手機總是響個不停。最常接到的是自稱為流浪者的求助電話，問他要錢，這類訴求他從不理會。也有失蹤人口家屬找他，易雄會仔細問好失蹤者的個人信息，尤其是最后出現的地方，一一記錄下來，再轉給團隊其他成員一起幫忙找。

幫流浪者回家能給易雄帶來充分的滿足感，29年來，有將近600名流浪者在他的幫助下與家人團圓。

但也有許多事讓他無能為力。那位愛抽煙的老頭很少說話，易雄曾用幾根煙換來了他寫的人名和地址。找到地址，發現不是他家，寫的人名另有其人，村里根本沒人聽過這個老頭。

還有更多的老人，因為年紀太大、在外流浪的時間太久，面容、鄉音都已改變，即便帶到派出所做人臉識別，也無法精準匹配出他們的個人信息。

最讓易雄遺憾的是，流浪者家屬對親人的淡漠。來自陜西的一個流浪者，有精神異常，和成群的螞蟻住在一起。他曾被上海、西安兩地救助站救助，送回老家后又跑了出來，易雄輾轉聯系上他的家人后，得到的回復是“我們已經放棄他了”。

面對這些回不了家、失去勞動能力的人，易雄只能盡量多抽時間帶著食物、生活用品去探望他們。每個月，易雄都會去救助站討物資，工作人員會提前幫他備好15箱礦泉水、10箱八寶粥和3箱自熱盒飯。

平時，救助站還會請專業的社工老師來對義工們進行培訓，教他們如何與流浪者打交道、給流浪者更多心靈的關懷和疏導。

接觸過許多流浪者以后，易雄發現，自卑是他們最普遍的心理問題。社工告訴他，應該先帶他們去洗澡、換衣服、剪頭發和指甲，從外表開始改變，再鼓勵他們從工廠的日結工干起，慢慢回歸社會。

“流浪者不像普通人，會牢牢扎根于某個地方，他們只在城市的某個角落短暫逗留，然后四處游蕩”，易雄說。幫親屬找回流浪者的機會只有一次，錯過了就不會再有。

幾年前，一位流浪者的母親看到孩子落魄的視頻，不愿相信，不肯來接孩子，堅持認為易雄是騙子。幾年后，這位母親打電話過來，求易雄“再幫我找找兒子吧”，易雄再回去看，人早已不在原處。

還有一些時候，意外會比團圓先來臨。一中年流浪者，有個15歲的女兒和腿腳不便的老父親，易雄找到他們，和流浪者通了電話。掛了電話，流浪者興致勃勃地說，要多掙點錢給女兒上學，再回家。

一個星期后，易雄再去看他時，卻不見人影，旁邊雜貨店的老板說，“人已經去世了”。易雄嘆了口氣，騎著自行車，開始尋找下一個流浪者。

新京報記者 周小琪 A12-A13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周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