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提到解放前老北京歷史上的“白面房子”，您可千萬別以為是賣副食雜糧的小店，那是地地道道的販毒窩子！鴉片、嗎啡、海洛因就在那里進行半公開的交易，不知毒害了多少人的健康，奪去多少人的生命！但說來稀奇，這樣一種丑陋和邪惡的事物，居然在很長的時間里屢禁不絕，甚至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成為北京城里猖獗至極而無人制裁的存在……在6月26日世界禁毒日之際，筆者就來給您說說這段令人倍感憤恨和辛酸的歷史。

一 “賣大鹽”實是賣大煙

“館中煙友集如云，地窄人多臭氣熏，輪到瓶兒高臥后，聲聲只唱打三分”。

民國初年的北京城，毒品問題相當嚴重，日本學者加藤鐮三郎在上個世紀20年代初在北京留學期間，就特別體會到“現在的大煙鬧得是非常厲害，煙土的銷路也是十分發達”。據他介紹，當時北京的煙土分為三種，一種是“東土”，即東三省出的；一種是“北土”，即口外一帶產的；還有“西土”，即山西產的。更奇葩的是除了鴉片煙外，京城毒品還出了一種名叫“金丹”的稀罕物，是嗎啡和糖稀兌在一起制作成的，抽了也可以過癮，模樣仿佛是一顆顆綠豆，分白色的和黑色的，價格不算貴，但可怕也就可怕在“物美價廉”上，吸引更多癮君子購買。“一抽金丹的時候，先咳嗽，慢慢兒地就把肺爛了，所以抽金丹的主兒，簡直的跟服毒一樣，不過是沒有服毒死得那么快就是了。”

那么，北洋政府也多次下達禁煙令，設置了禁煙公所，為什么毒品越禁越多呢？加藤鐮三郎說，這是因為所有煙土的運輸和營銷，背后都有軍隊的背景。“東土”是東三省軍界包銷，“北土”是熱河軍界包銷，而“西土”是山西軍界包銷，“總而言之，就是張作霖、姜桂題、閻錫山販賣煙土而已”。所以煙土箱子上都封有“某軍軍用品”，到了稅關，哪個敢查？都立刻放行，政界的要員“十位準有五位抽大煙，軍界里更是不得了。”正所謂上行下效，上面的達官貴人一天到晚躺在炕上噴云吐霧賽神仙，又如何管得住市井小民們過煙癮？

1920年，著名記者蔡友梅在《益世報》上，對“禁煙前途”表達了絕望的情緒，他說當時販煙土的行為越來越猖獗，就連做小買賣的都搭上了車。“北城有個賣鹽的，代賣大煙泡兒，吆喝賣大鹽咧，其實暗賣大煙”，而東北城一代，居然連賣話匣子的（話匣子是指留聲機，這里的“賣話匣子”是指當時的一種生意，有人拿著話匣子沿街吆喝，誰想聽，就叫到家里放）都代銷扎嗎啡，當然也分生客熟客，生客叫他，他照常放話匣子，“熟主顧扎嗎啡要錢，話匣子奉送白饒”。照這么下去，“早晚剃頭挑子都得代販煙土。”日本在京學者岡本正文在《北京紀聞》中目睹過一起抓煙販的，“把拿著開煙館的三個犯人送到工巡總局去審辦”，里面居然還有一個打扮成出家人。

當時流行的一首竹枝詞，生動地寫出了鴉片煙對京城百姓身體危害之嚴重：“癮深煙氣透肌膚，雖具人形骨已枯，白紙一張顏色變，通稱煙鬼卻非誣！”

煙鬼煙鬼，是鬼不是人，即使家中再有錢，一旦沾染上毒品，也早晚有一貧如洗的那一天，當時因為吸毒而傾家蕩產，賣妻鬻兒的多了去了，到了連嗎啡都買不起的時候，還有一條“充饑”的辦法。有些煙販，從換賣爛紙的小販手中購買富人熬煙的大宗淋紙殘灰，用水熬煮，然后把殘灰水以一碗五枚或十枚的價格賣給那些窮煙鬼，等到連殘灰水都買不起的時候，等待著窮煙鬼們的，只能是貧病交加，凍死或餓死在街頭……

二 凡是吸毒者一律槍決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禁煙法》，要求從1929年3月1日開始，全國禁止吸食鴉片煙，1935年更是加重了對販毒者的處罰，嚴重者處以死刑。在這場禁煙浪潮中，北平市政府的禁煙政策和力度非常大。1934年8月至1935年9月間，北平共查獲及自行檢舉吸食海洛因案件682起，抓捕毒販和吸食者1125人，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成績。這期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宋哲元對販毒吸毒深惡痛絕，在百忙之中依然重視和督導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比如在他的支持下，北平市公安局引進了先進的指紋鑒定技術，捕獲販毒者時，將其指紋存案，將來再發現重犯時，核對指紋無誤者，即可處以極刑——僅僅1936年5月就處死毒販5人。

1936年是北京禁毒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宋哲元決定以毒攻毒，施行一條極其狠辣的政策：從1937年1月1日起，凡是吸毒者一律槍斃。要知道歷來對販毒者的處刑都比較重，而對吸毒者往往是收容教育，幫助其戒毒為主，但宋哲元認為，應“免此等劣根性之國民永久蔓延于社會”，所以對吸毒者也應處以極刑！

為此，各大媒體，如《益世報》、《世界晚報》等，都加大了宣傳力度：“凡再有吸食白面扎嗎啡的要一律執行槍斃了，有毒癮的人們，趕快去戒除吧，三個多月期限，眼看就到，那時后悔也來不及了！各級長官執行國家命令，絕不愿不教而誅，趕快要警醒，要覺悟，要戒除啊！”更有打油詩問世：“多抽點少抽點，多少抽點；早受窮晚受窮，早晚受窮；前日當昨日買，日日當買；昨日躲今日藏，終日躲藏；明日捉今日捕，遲早被捕；今日斃明日斃，終歸槍斃！”

1936年12月3日，宋哲元同北平市長秦德純蒞臨萬壽寺第二戒除所，下令將這里的吸毒者一律釋放，免除執行勞役，以示政府對毒民之最后寬貸。在這個月的月底，他又下令北平市政府轉飭公安局，在1937年元旦起舉行全市大搜捕，凡是抓到的吸毒者一律槍決，絕不饒恕。1937年1月1日北郊保安隊抓獲了一個名叫魯樓信的吸毒者，7天后他在天橋被執行槍決，1月13日又槍決5人，這下京城的吸毒者們才知道，市政府這次不是嚇唬人，而是“來真的”，于是販毒和吸毒的人數都在極短的時間內大幅下降，毒品犯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1937年6月23日，一個名叫劉宗貴的人被押赴天橋刑場槍決，在行刑前，他高唱戒毒歌表示悔悟——他極有可能是盧溝橋事變前北京最后一位被處決的吸毒者。

私下里，還是有不少人對宋哲元嚴苛的戒毒政策持質疑乃至批評態度，但很快，人們就明白了這位愛國將領的良苦用心。

三 日本特務公開販毒

這里來說說白面房子。

白面房子，可以理解為“毒品專賣店”。北平的白面房子一般開在東西城靠近墻根，或是離大街稍遠的偏僻街巷里。為了方便吸食者進入，大門永遠是開著的，一般從清晨開到夜深人靜。在整個院子里，白面房子多是北房或所有房子中比較整齊的一間，窗戶上糊著白紙，好點的是玻璃后面擋著紙簾，窗戶的下方單開一個格子或一個窗洞。買毒品的人需要懂幾句“暗語”，不能直接說“買白面兒”，而要說“買藥”，躲在窗戶后面的人才會把毒品從格子或窗洞里遞出來。“買藥”不一定要用錢，首飾、當票甚至房契都可以。

經營白面房子的一般由三個人組成，首先是掌柜的，負責取送貨物和跑外場，掌柜的老婆就是躲在窗戶后面負責交易的人，還有一個伙計，負責照應那些“堂食”的客人。“堂食”的地點就設在院子的其他幾間屋里，屋內光線昏暗，彌漫著一種“溫熱而特殊的氣味”，一群蓬頭垢面的癮君子橫七豎八地躺在鋪有一層蘆葦的土炕上吸食毒品。

北京的白面房子在1936年的禁毒運動中遭遇過沉重打擊，但是盧溝橋事變后，隨著日本侵略者占據了北平，這樣毒害中國人民身體健康的邪惡事物在侵略者的默許下又死灰復燃。據成善卿先生在《天橋史話》一書中回憶：當時僅天橋幾個市場內和主要街道的白面房子就達十三處之多，比現在的便利店開得還密集，“許多人因為抽白面兒而傾家蕩產，犯了癮之后，往往將隨身穿戴的衣帽等飾物抵押給白面房子，換取一小包白面兒三口并作兩口地抽下去之后，光腳赤背地離去……”

成善卿先生回憶：“凡抽白面者，無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有‘白面兒鬼’之稱。”白面兒鬼抽白面兒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先將一支煙卷磕空了一頭兒，然后將白面兒小心翼翼地倒進去，以火點燃慢慢吸之，《茶館》里的唐鐵嘴就是用這種方法吸毒；另一種是將一包白面兒全倒在錫紙上，劃著火柴燒烤錫紙的背面，白面兒受熱后化成煙，張嘴吸之，即可全入肺腑。

更加可怕的是，發現販毒有利可圖之后，日本的特務軍官開始公然組織針對中國人的毒品銷售，著名文史學者胡金兆先生在《見聞北京七十年瑣記》一書中曾經回憶自己親眼見過一個名叫田中的日本軍官從豐鎮搞來毒品，通過特殊渠道運到上海販賣……正是在內外毒販的大肆勾結和瘋狂販賣下，無數中國人早早地走進了墳墓，“名噪一時的相聲藝人以及許多京劇藝人，無不因抽白面兒而早赴玉京”，令人扼腕嘆息。回想起來，不知道是不是正因為擔心日寇侵略北平后放開毒品市場，肆意讓毒品毒害中國人民身心健康，宋哲元才“亂世用重典”，希望能早一些幫助吸毒者徹底戒毒，以粉碎日寇的陰謀，而他的一片苦心，恐怕直到這時，才能被更多的北平市民理解吧！

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毒品”一直是縈繞在中國人頭頂的魔影，1949年以后，人民政權在很短的時間內徹底掃除了這一痼疾！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經濟發展和國際交流的日漸增多，毒品犯罪重新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塊日漸增長的“毒瘤”。近年來，在中國政府堅定、持續和有力的打擊下，終于成功地遏制住了毒品犯罪不斷蔓延的形勢。回顧北平那段在軍閥混戰和外寇入侵中日益嚴重的“毒品泛濫史”，也許會讓每個人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沒有統一、獨立和強大的祖國，就不可能有民康物阜、風清氣正的幸福生活。（本文部分內容引用了馬靜著《民國北京犯罪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