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年起，我國制造業的規模就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的制造大國，到2017年，我國制造業規模已經遠遠大于美國。但我國還不是制造強國，面臨著西方國家越來越明顯的警惕和打壓，還面臨著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競爭，傳統的規模擴張、低質量增長道路已經無以為繼等問題。

面對這些問題，6月17-19日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圍繞“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進行協商建言。那么，如何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讓我們從以下三個案例中尋找共識之策。

學與思：

華為為何“燃爆”國人

猶記5月17日，海思總裁何庭波發表了給員工的一封信中就提到，多年前，還是云淡風輕的季節，公司做出了極限生存的假設，預計有一天，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而華為仍將持續為客戶服務。為了這個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數千海思兒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為悲壯的長征，為公司的生存打造“備胎”。今天，是歷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

對于美國宣布對華為禁令推遲90天實施的決定，任正非更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不需要這90天！”從芯片到操作系統，華為自主研發的產品遠比我們想象要多了。

對于華為處變不驚、蕩氣回腸的回應，成了全國政協十三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常委們議論的高頻詞。如何學習“華為”的企業經營發展治理經驗，培育更多像“華為”一樣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制造業企業，“華為”當前還面臨哪些問題，成為多位發言者建言的主題。

在全國政協常委、湖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潘碧靈看來，華為之所以腰桿硬，就在于領先的5G技術。任正非的硬氣，還在于華為的研發投入。正如任正非所說，“創新是華為發展的不竭動力”。中國的發展與強大，不僅要有像華為這樣智能制造領域的“航空母艦”，還需要圍繞產業鏈建成一批“護衛艦”、一批具有獨特競爭力的智能制造的“小巨人”和“隱形冠軍”。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董事長楊明生表示，華為的成功秘訣是它處理好了資金、人才和市場三者之間的關系，面向全球融資拿到成本更低的發展資金，網羅了全球最優秀、最頂尖的科學家做研發的同時，用優質的產品質量和先進的技術占領市場。“正是處理好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才讓華為底氣過硬，信心十足。最為關鍵的是華為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點尤其值得制造業企業學習借鑒。”楊明生這樣說。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高洪則表示，華為的強大，不在于收入有多少，也不在于是不是世界500強，而在于它能不能凝聚起全球最頂尖的人才，用心地做一件事。

聚焦主航道，保持戰略投入，堅持利益分享，為奮斗者創造機會，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可華為最近也遇到了棘手的問題。”說到這兒，高洪聲音抬高了八度：“我剛剛從日本回來，我看到華為在日本的最新情況是這樣。”

高洪告訴記者，華為作為全球領先的ICT(信息與通信)基礎設施和智能終端提供商，自進入日本市場以來，已建成營銷與采購兩大渠道，形成個人用戶、企業用戶和運營商用戶三大業務板塊，產品覆蓋通信網絡、IT、智能終端和云服務等眾多領域。多年深耕細作，華為在日本已站穩腳跟，銷售業績逐年上升。

據2018年的最新數據顯示，華為在日年銷售額達14億美元，采購額高達66億美元，其總和占中日經貿總額的4%。數據表明，日本已成華為拓展海外市場和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重要基地，對華為推進地區及全球商業布局愈發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日本市場對5G業務和技術有迫切的現實需要，而且華為很多采購伙伴從美國轉移到日本后，日本市場的供應鏈變得更加完善。綜合比較后，日本相對優勢明顯，將是良好的‘試驗田’。”高洪表示，但自今年5月16日，美國商務部正式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日本追隨美國實施禁采指令后，在供銷合作停擺與零部件商斷供風險疊加影響下，華為不僅以日本為支點進行全球布局的計劃受挫，恐影響到華為在日本的發展。

如何破題？高洪表示，華為作為世界級高科技企業，掌握著信息通信領域最先進的核心技術，對未來信息技術變革及通信技術標準制定等具有引領示范作用。我們應積極與日斡旋，推動日本為包括華為在內的外企提供自由、公正和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維護其正當利益，同時我們應該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用良好營商環境吸引日本等發達國家高端制造業來華投資、合作，真正實現中日之間的互利共贏。

“總而言之，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不斷發展自身、壯大自身，讓他們看到，在外力干擾、強敵封鎖的情況下，我們反而能走得更快、更遠、更強！”高洪最后說。

破與變：

印刷業的苦惱與出路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相比其他古代文明或消失、或停滯、或斷層，獨中華文明脈脈相傳，成人類文明的奇觀。毫無疑問，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可以說，在古代，我國造紙印刷業坐擁“四大發明”中的兩席，是不折不扣的“先進制造業”。

進入現當代，科學家王選領銜研發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橫空出世，使中國印刷業從“鉛與火”一躍入“光與電”，以其技術成果，向全社會昭示了當代中國印刷業，同樣是不容置疑的先進制造業！

而日前，位于東莞的一家知名港資印刷廠向全體員工發出了停工待產的通知。公司聲稱因近期訂單量逐步減少，公司的經營環境每況愈下，導致公司也不能正常開展所有工作，為保存公司未來發展之延續性和可能性，故宣布全廠停工待產。

據了解，這家企業是一家成立于1994年的老牌港資印刷廠，工廠擁有占地面積逾1.2萬平方米的生產基地，產品主要是出口。雖然這家企業有過頗為輝煌的過去，但是近些年來受到生產成本激增等方面影響，工廠經營狀況已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以至于無限期停工待產。

事實上，目前珠三角外向型印刷企業普遍面臨著與該企業一樣的困境。接下來將如何面對呢？是否需要將生產設備和核心骨干人員轉移到東南亞？

“眾所周知，印刷行業多是重資產，一旦員工散去，擺在車間的昂貴設備就成了一堆廢鐵，面對不斷變化的國內外形勢和持續萎縮的訂單，這家企業選擇了無限期停工待產著實是無奈之舉。”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廣東省委會副主委、廣東歐美同學會副會長黃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

多年從事新聞出版行業的黃玲給出這樣一組數據，以廣東為例，廣東省現有各類印刷企業1.61萬家，從業人員65萬人。全省印刷工業總產值2345億元，其中年印刷總產值5000萬元以上的規模企業有829家。全省印刷工業對外加工貿易額約392億元，約占全國總額的46%。當中廣東省的外商投資印刷企業有941家，約占全國總數的47%，外資印刷企業投資總額約115億美元。“由于廣東印刷業對外貿易的交易額以及外商投資額占比較大，極具代表性。”

那么，當前，這些外向型印刷企業面臨什么樣的困惑呢？黃玲告訴記者，一是國外進口國關稅提高帶來的影響。從產品結構來說，目前直接受加稅影響的是紙袋、文具（紙類筆記本類）、包裝盒等印刷品；間接影響是玩具、服裝、消費電子等產品多數依賴紙包裝需求，隨著上述產品出口的減少，引起的包裝紙制品需求下降影響巨大。二是為避免因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征關稅造成嚴重影響，出現了部分企業將圖書類印刷品的部分訂單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情況。特別是7月份圖書類印刷品的訂單已呈銳減趨勢。有部分出版商對已經簽訂合同印刷品訂單進行緊急催促，要求提前交貨。三是由于國內企業生產成本增長過快。特別是對于外向型的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印刷企業，沒有與其相適應的靈活用工制度，造成人力成本的增加，從而影響了印刷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如何應對？黃玲表示：

一是鼓勵印刷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企業的合作，在印刷產能合作、印刷業務投資等領域加強合資合作，聯合開拓第三方市場，搶抓訂單，承接境外加工業務，拓展印刷業對外加工貿易。

二是建議繼續降低中高端印刷設備和印刷耗材的進口關稅，加速提升印刷對外加工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同時提高印刷品出口退稅率等實際措施，幫助企業渡過目前的難關。

三是擴大開放，完善印刷業外商投資政策。建議在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放寬出版物印刷外資企業股權比限制，逐步縮小準入負面清單的范圍，推動印刷業的加速發展。

四是建議根據我國印刷企業的特點，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從目前的25%降至15%~20%。不僅可以提高現有企業規范運行的自覺性，有利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且可以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有利于集聚資源和資本為社會創造財富。

立與行：

標準與機制重要嗎？

在國際上，流行著這樣一條共識：一個國家制造業水平的高低，只需看一下他們的國標就行。標準是質量的“硬約束”，是技術專利的最高形式，而機制暢通則是中國制造升級，邁向中高端水平的前提條件。

“最近，美國擔心失去5G通信的優勢，利用各種辦法打壓華為，其中極力想迫使華為失去5G通信標準的主導權，就是一個通過標準之爭來獲取話語權的典型例子。”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常委會第七次常委會議分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支樹平在會上用“華為”的事件直指標準的重要性。

在支樹平看來，這些年，我國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和地方標準總數不斷增多，主導制定國際標準的數量逐年增加，TD-SCDMA、特高壓輸變電、數字電視、高速鐵路等領域標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我國的標準體系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仍然明顯，中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僅占總數的1%，很多話語權都在人家手里，我們必須強力推動標準化戰略，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健全標準化體系，同時多方位參與國際標準化合作，推動與各貿易國標準互認，為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爭取更多話語權和主動權。

標準為什么這么重要？支樹平表示，標準不僅是產品質量的背書，而且還代表著在制造業領域的權威性和話語權。你的產品合不合格你說了不算，要由標準說了算，誰掌握了標準的制定權，誰就在談判桌上擁有了話語權。

在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南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王昌順看來，標準決定質量，有什么樣的標準就有什么樣的質量，只有高標準才有高質量，先進的標準能夠帶動從基礎材料、基礎元器件到重大裝備、關鍵工藝乃至最終產品、整個產業鏈的質量提高。

“對于中國制造業轉型的討論曠日持久，其實問題的答案并不在他處，而在自身。‘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這適合所有當下迷茫中的中國制造企業。”王昌順拿飛機制造舉例說，飛機制造是技術密集型先進制造業，被稱為“工業之花”，也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從目前來看，國產飛機和國外成熟產品還有差距，這就需要我們建立飛機制造企業和用戶之間協調聯系機制，及時了解用戶需求。對使用國產飛機的企業在資本金、融資、稅收、航材、關稅、航線和時刻配置等方面，給予一定傾斜。同時加快通用航空制造業的發展，推動低空開放，進一步促進航空產業發展。更重要的是加快國產飛機適航認證，為國產飛機“走出去”打好基礎。

而對于如何暢通機制？全國政協常委、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溫思美認為有三個基本問題需解決：一是高質量發展要求全生產率最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以資本、勞動、資源投入實現的粗放式增長轉向以商業模式、管理技能、人力資本和核心技術等要素貢獻的集約式增長；二是制造業大不僅是指門類全、規模大，還包括結構轉型過程中淘汰低端產業的能力；三是產業發展需要更寬松、更公平的體制機制環境，要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改善政府職能，更加清晰地界定政府作用的邊界。

“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標準必須先行、機制暢通。制定‘中國制造’標準，有助于塑造‘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倒逼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產品的高附加值，淘汰落后產能。”王昌順最后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