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的生物制藥企業輝瑞公司，近日正式宣布旗下全新業務部門——輝瑞普強全球總部落戶上海。這是首個落戶上海的跨國藥企全球總部，也是輝瑞首次在美國之外設立全球管理中心。

選擇上海，輝瑞普強公司全球總裁高天磊給出的理由是，上海為外資企業營造了很好的營商環境，給予了他們在上海設立全球總部的信心。

這是上海的軟實力呈現。其實，最早在我國設立自由貿易區、擁有完整健康產業鏈的上海，還是我國生物醫藥領域研發機構最集中、創新實力最強、新藥創制成果最突出的區域之一。

有鑒于此，為探索和總結全國健康產業發展可復制、推廣的經驗，同時向中共中央就優化營商環境建言，農工黨中央以“優化營商環境推動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2019年度大調研，將主調研首站選為上海。

主調研啟動于4月，地點為上海、河南。調研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及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黨中央常務副主席何維共同率隊。主調研之后，何維及農工黨中央副主席楊震又分別率領調研組，在北京、廣東、陜西進行了組合調研。

我國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還面臨諸多掣肘

承載了建設“全球科創中心”任務的上海，在醫學科技領域的創新探索也隨處可見。上海廣慈—思南醫學健康創新園區的成立，就是其一。

作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與黃浦區政府聯合開發的重大項目，上海廣慈—思南醫學健康創新園區今年1月正式落地。該園區旨在探索醫療機構、政府部門和產業之間的創新合作模式，解決生物醫藥領域科研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難題。

瑞金醫院院長瞿介明向調研組介紹，廣慈—思南創新園區的成立，將集中一批為臨床研究轉化服務的平臺、人才與醫生，形成研發聚集效應，讓醫學成果從實驗室加速“跑”到病房。

但“跑”起來并不輕松。

“一個園區最終能否成功，關鍵還要看社會資本的參與程度。政府和醫院只能做一些前期工作，我們現在很期待市場的力量。”雖不缺乏信心，瞿介明還是有自己的擔憂。

與瞿介明不同，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凱先向調研組反映情況時，語氣和心情都是焦慮的。曾任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所長的他，一直在為中國的新藥創制呼吁。

“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國外已經上市的新藥在我國獲批很快，我國自主研發的不少新藥，雖在很多方面可與進口藥類比，但國家的審評審批部門卻躊躇再三。而如果不能繼續加快審評審批進度，完善審評審批的配套政策，并提升審評審批的科學監管能力，一些企業就因為評審滯后而失去了生存的機會。”陳凱先直言不諱。

這并非危言聳聽。

眾所周知，醫藥產業研發生產門檻高、投入大且成長周期長。在我國，一種新藥成功研制，保守估計投入超過億元，研發周期超過10年。很顯然，在巨大投入面前，如果陷入審評審批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對研發機構而言打擊沉重。

聽到“指責”，作為調研組成員，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政策法規司巡視員劉沛并不回避問題。她也坦言，近些年我國在新藥審評審批方面做了諸多的改進工作，但確實仍然需要繼續改進，她和調研組一行會把聽到的意見建議帶回部委，認真研究并努力改進。

改進并不僅僅是為了回應醫藥研發機構或企業的訴求，更因為醫藥產業是一個國家健康產業的重要構成，也是一個國家民生福祉的重要保障。也因此，世界各國都在致力于本國醫藥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多數發達國家，包含醫藥產業在內的健康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

“醫藥產業發展，是我國健康產業發展的一個縮影。就我國健康產業發展的整體狀況而言，需要坦陳的事實是，一些關鍵核心技術仍受制于人。這既影響了我國健康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也影響了我國居民的健康獲得感。因而要推動健康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還需要破解諸多掣肘，其中優化營商環境應成為先手棋。”陳竺強調。

“要圍繞健康產業的特點來優化營商環境”

調研組橫跨中東部地區調研的5省市，不少地方下好的先手棋，已經成為當地激發產業企業活力的助推器。

比如，“醫養結合”型養老機構的發展，在上海就是一片蓬勃。

以楊浦區日月星養老院為例。調研組了解到，作為國內較早探索“醫養結合”的新型養老院之一，該養老院因能提供常見慢病的診斷、管理及醫保報銷服務，目前200余床位“一床難求”。

“日月星連鎖養老機構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策支持———我們內設了醫療機構，可以直接聯網上海市醫保；上海對全市非營利性養老機構實行‘以獎代補’制度，我們在醫療機構設置、人員招聘、連鎖經營等方面都可以享受到一定的補貼；另外，上海市試點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也為老人和機構提供了更多保障。”上海愛以德醫養投資集團副總經理鄭婭媚向調研組介紹。

在廣東海王集團調研時，該集團電子大屏幕上實時跳動的藥品采購和配送數據，令調研組眼前一亮。

這些數據來自海王集團的全藥網。作為全國首個市場化的公立醫療機構藥品集中采購、供應和服務的互聯網平臺（GPO），全藥網2015年在廣東省政府支持下設立。幾年下來，現全藥網已成為深圳市公立醫院藥品采購的主要平臺，在降低藥品價格、保障供應、促進醫改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也獲得了政府、醫院、患者和企業等各界的好評，并開始向全國推廣。

河南省創新建設的金融服務共享平臺，也獲得了調研組點贊。

“這是一個集工商注冊、稅收繳納、職工養老、用電繳費、失信懲戒等信息數據為一體的金融服務共享平臺，通過與銀行實現企業經營、信用等核心數據共享方式，解決了不少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特別是信貸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河南省大數據管理局局長王繼軍向調研組介紹，通過這一平臺，銀行信貸成本和風險得以降低，企業的獲貸幾率得以增加，不少健康企業因此獲得了更多發展機會。

有成長之勁，也有生存之困。

在滬調研期間，上海醫藥集團就“孤兒藥”的定價和生存難題，向調研組表達了自己的憂心———因為定價低、利潤空間小甚至虧損等原因，藥企在“孤兒藥”的研發和生產方面，積極性普遍不高，因而“孤兒藥”斷供現象一再上演。

“孤兒藥”是“孤兒病”患者的生命藥，不少患者等得焦灼。在健康產業領域，也有不少行業在焦灼地等待“生命藥”，比如養老產業。

作為調研組成員，國家衛生健康委老齡健康司司長王海東為日月星養老院點贊，但也同時表示，我國養老機構發展實質上是“冰火兩重天”的格局。

“能夠提供醫療服務的公立養老機構‘一床難求’，民營養老機構的床位空置率則高達50%以上。再加上土地政策、融資困難、專業人員匱乏以及中國百姓居家養老的傳統等因素，還有很大數量的養老機構生存舉步維艱。”王海東說。

“從新藥創制、‘孤兒藥’生產以及養老產業的發展現狀不難發現，主要包括生物醫藥制造業、醫療服務業、醫療器械制造業、養老服務業等在內的健康產業，都具有高門檻、高風險、成長周期長、產業鏈條長、系統性強、受法律和政策影響大等特點，因此要推動健康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需圍繞這些產業的特點來優化營商環境。”何維建議。

多地調研下來，何維的觀點也逐漸成為調研組的共識。

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共識總有生動的解讀。

在滬調研期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戴尅戎院士團隊向調研組展示了3D打印技術的醫學應用成果。這是一款個性化的3D打印金屬骨盆假體，其破解了骨盆腫瘤病人治療的世界級醫學難題。通過這種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骨盆假體，戴尅戎團隊讓一位年輕的母親重新站立起來。

“創新成果出來，知識產權保護有沒有短板？相關法律監管有沒有空白？……”3D打印金屬骨盆假體讓調研組開了眼界，有關創新成果的營商環境問題也成為調研組的追問。

追問的答案，在于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也是我國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關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乎方方面面，正如同對改革的呼聲來自企業、群眾和政府等各方一樣———

坐落于廣東的麗珠制藥與坐落于西安的陜藥集團，都在為中藥創新藥進醫保數量少而憂慮，也都在呼吁國家明確輔助用藥特別是中成藥適用范圍及分類標準；

不管是骨盆腫瘤患者還是“孤兒病”患者都迫切期待，能有更先進的治療手段和更有療效的藥物盡早應用于臨床，且這些新成果能夠被納入醫保，以減輕患者的就醫負擔；

推出了諸多先行先試政策的上海和廣東橫琴，一方面感慨放寬了產業的準入門檻；另一方面也在發愁監管和服務的制度還不夠完善。比如，醫療機構管理的現行母法，還是1994年頒布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

“這些改革的呼聲，說明我國衛生健康領域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還比較突出，但人們對健康需求的層次、廣度、深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因此，我們面臨的改革任務還很艱巨，不管是以人民健康為中心建設健康中國，還是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推動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并讓其逐步成長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都是如此。”陳竺意味深長地表示。

“但推進改革系統而復雜，因此需要圍繞產業發展的重點任務和重要方向，如新藥和優質仿制藥的創制、大型醫療器械的研發、健康大數據平臺的開發和共享、醫養結合服務的推廣等有序進行。”何維建議。

“良法+善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明確了產業發展的重點任務和重要方向，也就基本凝成了解決問題的共識。

2個月調研下來，調研組一致認為，一個國家或區域的產業發展競爭力，表面上看是優勢產業或知名企業在支撐，實質上則是一個國家或區域聚集高端要素營商環境的能力體現。而要優化營商環境，除了需要產業自身不斷突破“卡脖子”的發展難題，監管和服務部門同樣需要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加快形成推動健康產業發展的強大合力和現實成效。

比如，針對陜西省中醫藥資源優勢尚未轉化為產業優勢的難題，調研組成員、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規劃財務司司長蘇鋼強就建議，一方面企業要找準市場需求的脈搏，按需生產和供應；另一方面，企業找準供需脈搏的過程，也需要政府引導。比如，政府可利用自身整合信息資源的能力優勢，建設產品供需信息共享平臺，以支持產業發展。

針對養老產業“冰火兩重天”的發展困境，王海東則建議國家在支持養老事業發展的過程中，政策應該向居家養老特別是失能老人的居家養老給予傾斜，比如可以試點享受長期照護保險等。與此同時，他還建議大力發展商業保險，僅靠醫療保險來支持養老服務恐難以持續。

同樣作為調研組成員，在劉沛看來，“良法+善治”才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要推進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首先要明確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劉沛認為，只有完善法律制度、加強科學監管，才能構建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才能打造出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才能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

僅有良法還不夠，還需要善治。劉沛同時表示，醫藥產業鏈條長，涉及的監管部門眾多，因而相關的政策和部門也應該相互支持，形成如拳頭一般推動發展的合力。

調研組對“‘良法+善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這一觀點深表認同。

在陜西調研時，派昂醫藥總經理張冬民專門就藥品銷售回款周期過長問題，向調研組“傾倒苦水”。原來，雖然國家有明確規定，醫院購買藥企的藥品應在30天內完成付款，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一周期被平均拉長至5~8個月。很多藥企因此苦不堪言。

“很顯然，藥品回款周期過長就違背了‘良法善治’的理念，這也是眾多行業的通病。要解決這一問題，還需要各方都回到法律的框架下依法辦事兒。”楊震感慨。

上海就提供了“良法+善治”的樣本。“傳統意義上的營商環境不外乎審批、用地、消防、環評、稅收政策等環節，但上海對營商環境的優化就跳出了‘小健康’概念，而是如同維護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一樣，去對接產業發展鏈條各階段的需求，從而營造出了一個‘大健康’環境。因而上海不只是吸引了國內知名企業的集聚，也吸引了大批外資企業駐足，產業發展優勢也越來越突出。”調研過程中，不止一位調研組成員這樣感嘆。

“‘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營商環境擁有競爭力，這個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發展就擁有競爭力。我們期待，調研過程中聽到的呼吁、凝成的共識、形成的建議，最后都能夠成為推動我國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這將不僅能夠滿足新時代百姓的健康需要，補齊民生保障領域的短板，也為復雜國際經濟形勢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培育出新的增長點。”調研結束，陳竺這樣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