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合伙人為何難過“畢業分手關”

回想起來，楊書有些不敢想象，自己曾經最核心也是最信任的合伙人林珊離開公司差不多都快一年了。

去年5月20日，就在楊書畢業前夕，兩人徹底鬧翻并分道揚鑣。

散伙的導火線是之前的寒假賺到的那筆錢的使用問題。二人合伙創辦的一家“校園大學創業聯盟”近兩年處于虧損狀態，寒假期間，林珊通過招聘學生兼職收取人力資源傭金，讓公司短時間內獲得了15萬元的利潤。作為第一股東，楊書想將錢都用在公司辦公室的建設上。

在會議室，第二股東林珊公開質疑楊書的做法。他認為掙了錢就應該犒勞兄弟，而不是花在“無用”的地方，況且錢是他掙的，他有權利支配。但楊書覺得，公司成立時的錢都是自己掏的，公司百分百應該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兩個人在爭吵中提出了“分家”。從大學起跟著楊書干了5年的林珊，帶走了部分客戶資源，9月底公司清賬時又拿走了一部分公司資產。

高校大學生創業如火如荼，但在華中師范大學大學生創業者楊萬里觀察中，自己認識的30多個大學生創業團隊，在畢業季或者剛進入社會一年內，“90%以上的團隊就合作不下去了”。

校園畢業季儼然成為不少創業大學生團隊的“分手季”，合伙人從同舟共濟到同室操戈，甚至因利益之爭對簿公堂。站在畢業的十字路口，留給創業大學生們的命題遠不止公司的生存發展，還有利益糾葛與信任危機。

“校園型”項目難入社會戰場

回首一年多前離開創業團隊的經歷，蘭州大學研二學生李美覺得有些“太遙遠了”——她已經記不清具體離開的時間、公司營收狀況，甚至是“公司名字的全稱”。

在哈爾濱上大三時，李美加入一個做人像一類印章的創業團隊。起初，來自不同學校的4個合伙人在其中一人家里空出的商鋪辦公。從獲取原材料、設計制圖、推廣運營到聯系客戶，都靠4個人一起摸索。

起步階段形勢喜人，一連小半個月，每天的訂單有20多個。他們與哈爾濱的一家企業談成合作，簽下了1000個人像印章的訂單，在對方提供的展區定期售賣；與4所哈爾濱高校的創業大學生聯手，在周邊校園里開起了加盟店。

賺到了錢，除了聚聚餐也沒人想要工資。開會的時候，大家憧憬著有一天公司做大了，不能只做印章，要開發周邊產品，還要找投資人，把加盟店開到哈爾濱之外去。

在李美印象里，一周5天的工作日里，至少要開3次會議，每次耗費3個小時以上討論公司發展的藍圖。“就像互相畫大餅，想得太多，但根本不可能實現，很多時間都給浪費了”。

臨近畢業季時，項目本身的短板也日益凸顯。公司想要開發新的產品：制作戴學士帽的人像印章。安排人員打印傳單，聯系了兼職學生等，在校園里推廣兩個月后，收到的訂單數寥寥無幾。

李美發現，有資金和基本技術，誰都可以復制這個項目。而在市場上，飾品類生意本就“狼多肉少”，越往后做反而上升空間越小。

“臨近畢業，每個人都得為自己打算。如果畢業后項目垮了再離開，校招、實習機會都錯過了，再去找工作就難了。”李美選擇了保研，另兩個合伙人離校實習。團隊散伙半年后，最后一個合伙人賣掉了公司，回到企業上班。

有的公司商業模式存在缺陷，加速了團隊分離。還有些項目本身存在“天花板”，創業團隊只能在校園“溫室”之中生存，一旦離開學校，失去了在校生創業特殊政策的支持，便迅速凋零。

2015年，武漢地區一所211大學的學生聞躍拉上兩個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文化傳媒公司，幫助企業在校園進行品牌推廣，通過地推發傳單、策劃活動，擴大品牌影響力。一年之間，他們在武漢40所高校中建立起商業鏈，與周黑鴨、雪花等大型企業合作，年營收一度達到100多萬元。

聞躍漸漸發現，自己的成功受益于校園環境太多。他所在學校規定，若有社會企業前來宣傳，需要層層審批，而企業找學生代理則省去了不少麻煩。與此同時，社會企業的目標消費人群是學生，他們自己就在這個群體之中，對學生的需求、興趣都很了解。“但一旦畢業，不再擁有學生‘特權’，也離開了目標群體，這種商業模式很難在社會上生存發展”。

3人畢業后商量奔赴外地，各謀出路，將公司留給了在校的學弟打理。

決策權之爭讓合伙人各奔東西

“不要和朋友合作做生意”，這句話現在成了李宇的一句口頭禪。

大四那年，他與大學里兩個好哥們兒打算成立戶外旅游公司。起初，為說服父母，3人曾輪流住到對方家里去游說，磨了小半年，團隊才得以成立。公司股權按照1∶1∶1劃分，3人均等分紅。2013年，攜程等旅游公司的業務還未拓展到武漢，而他們在武漢的公司一年營收已達370多萬元，年底分紅每個人拿到30多萬元。

隨著公司發展，3人對于公司規劃出現分歧。一人想將公司轉型為體育競技類企業，一個人打算依照常規路線進行企業家經營，另一人則只想賺點錢。當初平分股權時，誰也沒有考慮到，“都是創始人，將來誰能來拍板公司的發展路線。”

問題逐漸出現。有一次一個區里企業來談合作，希望與公司一起推廣該區旅游項目。這對公司是個擴大業務范圍的好機會。但要不要拿下這個大項目，公司業務究竟如何展開，3人意見不一，開會來回幾次吵架，李宇覺得有一天好兄弟都要變成仇人了。

矛盾在一次例會討論員工招聘方式時集中爆發。李宇提議讓出部分股權來吸引高端人才，留住人心，擴大團隊規模。但合伙人張明認為自己給員工發著工資，不可能還將年營收百萬的公司股份無償割讓出去。

拍桌子、罵臟話，吵了一個多小時，3人都憋著一肚子氣。這也成了他們散伙前的最后一次會議。原負責帶隊的劉艾直接撂挑子，不再管公司事務，只等收年底分紅。畢業后兩年內，一人離開去往深圳開起餐飲店，另一個人則在武漢辦起咖啡館。

合伙人走后，公司部分業務出現斷層。劉艾所負責的戶外旅游項目路線規劃方案，因接手人對業務不熟，線路規劃出現問題，客戶資源流失，旅游體驗的滿意度迅速下降。

有老員工私下找到李宇，希望公司能繼續走下去。當初這些人放棄了讀書深造的機會，跑來免費打工。如果團隊就這么散了，李宇覺得“挺對不起他們的”。

李宇曾想高價回購兩人手里股份，一個人將公司做大。多次面談之后，兩人要求必須一次性付清270多萬元。一時之間拿不出，他找到兩人當面協商，希望能給他一定時間來支付，耗費了小半年，當初的兄弟沒一個同意分期支付。

第一批老員工接連離開，李宇覺得團隊沒法繼續做下去了，隨即也離開了公司，招聘社會人士來接管公司事務。“心走不到一塊，都散了”。

大學生創業如何選擇合伙人

休學4年，創業8年，楊書身邊的合伙人換了3撥兒。

最開始，楊書帶著小時候一起長大的哥們兒創業，做汽車用品，“一起吃大鍋飯”。做了半年，公司虧了十幾萬元，好多兄弟看不到公司的前景，一個個都離開了。

2014年，是楊書所在的“校園大學生創業聯盟”最輝煌的時刻。公司靠大批量進貨來爭取折扣，尋找各學校代理人賣貨，通過聯系各高校學生會外聯部部長或創業協會會長，在廣西區內27所高校發展了自己的線下團隊，團隊累計成員近4000人，成為廣西最大的大學生創業團隊之一。

“社會上很多企業老總都來談合作，希望在校園推廣礦泉水、方便面等產品。”短時間內，獲得了社會上多項榮譽，各種新聞宣傳報道接連刊登，楊書反思，“當時整個人都膨脹了。”

短短半年時間，因公司對校園業務管理松懈，大批校園代理人離開，線下銷售開始出現混亂，營收暴跌。

與此同時，線上購物平臺也出現“難產”。他們與南寧高新區工作的設計團隊方科(化名)合作制作App，付款兩萬元，卻只得到基本的模板；找來研發團隊，承諾轉讓25%的股權，沒想到才幾個月，開發人員玩起了“失蹤”。

兩年時間，楊書已負債50多萬元，“以卡養卡，支撐不住了就找家里借錢。”合伙人看不到公司的出路，大量主創成員集體出走。

“8年來，合伙人換了一批又一批，說到底，跟著兄弟我賺不到錢，就不想一起干了。”楊書覺得，自己起初創業只想著擴大業務范圍，卻忽略了管理上的跟進。他覺得，大學生遇事抗壓能力低可能是另一個原因。所以第四次選合伙人，楊書找了幾位80后。

在華中師范大學創業導師丁玉斌看來，創業應是一個破釜沉舟、全力以赴的事業，但對于大學生而言，臨近畢業，他們可以讀研、找工作，有很多退路可以走。所以在畢業時，如果對項目認可度不夠的話，這種創業激情很容易流失。

曾在研二休學創業一年的楊萬里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2016年，楊萬里拉上來自華師計算機、美術學院還有外校的同學，組成了7個人的小團隊，搭建網絡社區平臺，為校園內學生提供互幫互助、溝通交友的平臺，并取名為“桃花源”。成員投入了兩萬多元成本，預計4個月后上線使用。

負責技術開發的合伙人還兼顧在校企工作，時間精力逐漸跟不上。其他人也各自有實習和課程，項目拖了半年后，軟件才勉強上線。這個年輕的學生團隊早已沒錢來推廣運營，融資更是希望渺茫。

“創業合伙人在商場上是命運共同體。” 武漢理工大學創業學院院長趙北平認為，選擇合伙人時，除了有共同的志向，還需具備互補性，除了個性互補、資源互補，也包括知識能力結構的互補。

“要充分發揮大學生的知識優勢，而不只是眼前的大學校園優勢。”趙北平表示，大學生合伙人不能只憑著一股熱情去做事，應理性地看待創業項目，如在選擇創業領域時，應對市場進行充分調研，判斷其項目的廣度、深度、頻度、效度，結合找準自身的競爭力，才能在創業戰場上立足，“真正成就‘中國合伙人’”。

(文中所有創業者均為化名)

楊潔 劉振興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雷宇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