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騰訊、螞蟻、滴滴入局網絡互助后，蘇寧也在近日低調內測互助計劃“寧互寶”。據新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4月15日，已有3家互助平臺的會員數超5000萬。在網絡互助計劃收獲眾多粉絲的同時，用戶該如何看待互助計劃在健康保障中的角色？未來監管又該如何對待網絡互助計劃？

巨頭進入，3家互助平臺會員數均超5000萬

4月12日，銀保監會公示了對信美人壽的處罰結果。信美人壽存在兩項違法行為，一是未按照規定使用經批準或者備案的保險條款、保險費率。二是信美人壽在“相互保”業務中向保險消費者傳達“相互保”產品依法合規的錯誤信息，以及第一年參與成員分攤金額僅需一兩百元的誤導信息。

“犯規產品”相互保已“下線”近5個月。2018年11月，彼時監管部門約談信美人壽并指出其涉嫌違規。支付寶稱，信美人壽不能再以“相互保大病互助計劃”的名義繼續銷售其團體重癥疾病保險。“相互保”升級為“相互寶”，定位為一款基于互聯網的互助計劃。

何為互助計劃？按照多個網絡互助平臺的解釋，要將互助計劃與保險區別開來。互助計劃是成員之間互幫互助的機制，加入的成員共同履行分攤義務，在患病后可以申請領取互助金。

從相互保險變為互助計劃，在外界看來，支付寶背后的螞蟻金服要以自身的實力“兜底”。在宣布升級時，相互寶公布了一些新的計劃，如用戶在2019年1月1日-12月31日的分攤金額不超過188元，有多出部分由螞蟻金服承擔。

4月10日，支付寶宣布，“相互寶”的成員數超過5000萬。而在螞蟻金服內部，這一速度被視作超過2013年橫空出世的余額寶。

從時間維度上看，騰訊系在網絡互助領域的布局要早于“阿里系”的螞蟻金服。

3月27日，旗下擁有水滴互助、水滴籌等業務的水滴公司宣布，完成總金額近5億元的B輪融資，由騰訊領投。根據天眼查和水滴互助官網的資料，水滴公司2016年的天使輪融資中，騰訊便有參與。截至4月15日下午2點20分，水滴互助官網顯示的會員數量達到7878萬。

擁有輕松互助的輕松籌在官網介紹，由騰訊、IDG等機構投資。天眼查顯示，騰訊在2016年跟投了輕松籌B+輪融資。輕松籌網站披露，截至2018年10月，已有超過6000萬會員加入輕松互助。

2018年12月底，滴滴平臺的“點滴相互”進入媒體視野。截至4月15日下午2點40分，已有55.96萬人加入該網絡互助計劃。

除了螞蟻金服、騰訊和滴滴，記者4月11日從蘇寧方面了解到，蘇寧金融科技打造了“寧互寶”互助計劃，目前正在內測中。待產品成熟后，將對所有客戶開放。

對于互聯網巨頭紛紛入局互助計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險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認為，因為這些企業本身就有非常大的流量，建立互助計劃非常容易。另外，借助互助計劃，能夠讓它們和用戶之間保持更多的黏性，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關系。

0元加入背后，注意免賠條款

網絡互助計劃為何能夠迅速收獲眾多擁躉？“比較吸引我的是0元加入的互助分攤模式，”95后曉玲（化名）說，至于互助計劃能起到多大的保障作用，并未抱太大期望。在另一位互助計劃的會員看來，互助計劃吸引人的就是每個人不用花太多錢，但匯聚在一起，能夠幫一些人解決困難。

目前網絡互助計劃的主流模式為“事前預存+事后分攤”和“事前無須預存+事后分攤”。比如，相互寶、水滴互助和內測中的寧互寶采用無預存模式，輕松互助的會員需預存10元加入。

按照支付寶介紹，相互寶覆蓋100種重癥疾病。患病成員經二級及以上公立醫院確診為相互寶互助重疾后，通過核查并公示無異后可申領互助金，額度最高30萬元。相互寶還推出2019年度分攤金額封頂規則，單個成員分攤費用不超過188元。

水滴互助網站顯示，其互助計劃分為三類。健康人群抗癌互助計劃的會員可在健康時加入，患癌時獲助，最高可獲30萬元互助金。大愛互助計劃則專為患病人群打造，身患輕疾（冠心病、糖尿病）可加入，最高可獲10萬元互助金。綜合意外互助計劃中，意外傷殘、意外身故可獲助，最高可獲10萬元互助金。

“首先，說明會員有保障的需求。同時，互助計劃加入成本比較低、門檻低，能夠吸引較多人加入。另外，后期分攤上，從過去的情況來看，由于加入的會員比較多，分攤的費用基本上在一般人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社科院保險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龍認為，這些因素導致互助計劃的會員增長特別快。

業內有聲音認為，互助計劃的迅速發展，反映出了大眾尤其是草根人群對大病保障的巨大渴求。數據顯示，相互寶的5000萬成員中，有31%來自農村和縣城，47%為外出務工人員。

在朱俊生看來，互助計劃跟保險可以形成補充，但可能會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保障額度相對有限。郭金龍表示，首先，可以查看其保障的風險有沒有針對性，是不是能滿足自己真正的風險保障需求，包括有一些免賠的條款也應該注意。

專家建議探索“監管沙盒”機制

雖然網絡互助計劃收獲眾多粉絲，但對其監管的方向，一些用戶也存在擔心。曉玲說，比較關心的包括后期累計金額分攤是否過重、平臺的資金使用情況是否得當和披露有沒有到位，以及保險理賠和平臺監管的問題。

“目前互助計劃并沒有被納入金融監管的體系。互助計劃本身就是互助的形式，一般情況下不會造成巨大的風險。”郭金龍說，現在互助計劃涉及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如果有前期付費的情況，可能涉及監管。

2016年11月，原保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答記者問時表示，民間的互助共濟行為一直存在，對于救助社會困難群體，發揮公益慈善作用具有積極意義。但當時部分網絡互助平臺以“互助共濟”的名義，公開承諾責任保障，公開宣稱足額賠付和提取準備金，向公眾收取費用并積累資金，將互助計劃與保險產品進行掛鉤和比較，發布誤導或虛假宣傳，有的甚至還宣稱有上百萬會員，以上行為已涉嫌向社會公眾“承諾賠償給付責任”。根據《保險法》等法律法規，對于非法實際或變相從事保險業務的，將依法予以查處。隨后，原保監會也開啟了針對性的專項整治。

“在我們現在的法律法規下，網絡互助計劃不是保險。按照保險法，現在監管部門主要監管的是持牌保險機構。未來需要考慮的，第一是網絡互助計劃是否納入監管；第二，如何納入監管。”朱俊生認為，之前圍繞“相互保”的討論，其實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如何既防范風險，維護消費者利益，又給市場新生事物留下探索和創新的空間。

“監管機構既要防范風險，又要支持創新。比如，可以積極探索包括保險科技在內的新生事物的‘監管沙盒’機制。選取某一地域和某條業務線作為試點，為創新提供真實測試環境。在試點期間，可以適當放寬監管要求，在保證消費者利益不受侵害和維持行業穩定等紅線的基礎上，對保險科技以及各種新生的商業模式與生態的應用進行可行性分析及充分論證。通過積極探索‘監管沙盒’機制，以風險可控的方式在有限范圍內開展創新業務，有助于開創良性的創新模式。”

郭金龍建議，成立互助計劃的協會或者自律組織在某種程度上是需要的，平臺可以互相交流經驗、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