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現在的大學生來說，老師很多，師傅則幾乎沒有。我很幸運，有老師也有師傅。

謝瑞淡先生，既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師傅。

先說作為老師的謝先生。

我于1978年10月進入原杭州大學政治系政治經濟學專業讀本科，兩年后轉入復建的經濟系，到1982年畢業，度過了四年難忘的大學階段。那個時候的學習，條件并不好，沒有現在這么多的好書，也沒有現在這樣的網絡條件。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反而學得很深入、很仔細，感覺很充實。

謝老師是我們主干課政治經濟學的老師，主講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部分，講課富有激情而又條理清楚，把深奧抽象的馬克思經濟學講得淺顯易懂。他自小受過良好的教育，因此講課的時候也顯示了自己非常深厚的人文素養。他身材矮瘦，面容清癯，但聲音洪亮，很難想象如此嘹亮的聲音來自這樣一個微小且有些羸弱的身軀。

他是浙江平陽人，普通話并不標準，但是咬字清晰有力，聲調抑揚頓促，表情豐富生動，授課藝術是非常精湛的，聽他的課是一種享受。很多年后，同學們在一起還都會津津樂道當年謝老師在講臺上的風采。當時沒有現在這樣好的技術手段和條件，沒有留下他上課的影像資料，真是遺憾。他熱愛自己的教學工作，對研究并不是非常在意，很多好的觀點和思想，都沒有進一步的展開，但對學生的思考和研究卻啟發很大。我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基礎，基本上是謝老師的課給我打下的。多年來，我都受益于這個良好的學術基礎。

謝老師上課上得好是大家公認的，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獨如此，而是他熱愛真理、追求正義的那種學者品質。大概是八十年代初，謝老師應定居美國的兄長邀請去探親，在那里呆了一個多月時間，期間走訪考察了美國的幾個大城市，回來后私下跟我們講，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恐怕站不住腳，此后，他對教案做了很大的調整和修改。他結合自己親身觀察和感受到的資本主義社會變化的現實，堅持對那些已經被教條化的理論進行反思和批評。這種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對學生起到很好的引領作用，也獲得了學生發自內心的欽佩。

再說一個小插曲吧！謝老師是1924年生人，為我們開課的時候已經年過半百，滿口假牙，因是之故，有些詞句的發音很是吃力，加上牙醫技術不是很好，發爆破音時候，假牙常常會脫口而出，效果十分驚悚，他慌不迭地搶裝假牙的動作與神態十分有趣，常常引來同學們滿堂的笑聲。這個情形今天是歷歷在目，回想起來，是那么地親切。

再來說一說作為師傅的謝瑞淡先生。

1982年，我留在經濟系擔任教師，進入政治經濟學教研室，開始了我的教書生涯。當時我才19歲，雖然出身在教師世家，非常熱愛這個職業，但無論是學養、經驗還是對教師工作的理解，都與這個職業所要求的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本科生教本科生，再怎么自我鼓勁也是底氣不足的，內心不免惶恐忐忑。記得自己第一次上講臺，緊張得聲音變調、直冒冷汗，寫板書時候，教室后排估計都能夠聽得到戰抖的手拿著粉筆敲打黑板的有規律的嗒嗒聲，三節課的內容不到一節課就講完，然后是腦袋一片空白。

慶幸的是，謝老師就是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的前輩。系里安排我給謝老師擔任助教，這樣，謝老師又做了我的師傅。在此后一年里，謝老師真可謂是手把手地傳幫帶，他把自己的授課技藝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我，從如何提煉知識點、如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和學習熱情，啟發學生的思考，調控課堂氣氛，到如何準備課堂講義，如何寫板書，如何優化口頭表達……，一一指點。他還給我開出了一份經典著作閱讀的書單，定期檢查我的閱讀筆記。在這一年里，我是一邊隨堂聽課，自覺地觀摩謝老師的課堂教學，一邊給學生輔導答疑、閱改作業，有時也受謝老師的委托講幾章內容。回想起來，這段做徒弟的經歷對自己后來教書育人的工作是影響巨大的。如果說我自己在課堂教學方面有一些成績，那么它顯然深深得益于謝老師的言傳身教。對此，我要由衷地感謝他。

謝老師出身名門，從小得到很好的教育，成年后就讀國立浙江大學法學院，離開學校后，除短暫在政府供職，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大學度過。他雖然學術底蘊深厚，身世頗不尋常，但待人處事一直儒雅謙遜，十分低調，一直到很后來我才從別人嘴里得知他的父親竟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百歲棋王”謝俠遜。（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大學副校長 羅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