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海樓前的德國克虜伯火炮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王維宣

德國克虜伯火炮 上的標尺刻度

英制火炮上的銘文

鎮海樓前的英制火炮

博物館尋珍錄

凡城必有城防。在火藥發明之后，只要條件允許，有城防，總會有炮。隨著技術發展和時代進步，炮越來越大，打得越來越遠。這些火器，曾是士兵的生命所系；到了今天，則成了追憶往事的引子。

中國的火器大發展，應該說從宋代就開始了。元人武力開疆，軍事立國，火器技術領先世界。直到明初，中國火器在世界上仍具領先水平。但明中后期之后至清代，西方火器技術大突破，中國卻不僅原地踏步，甚至有倒退之嫌，因此開始大量引進、仿制西洋火器。它們在歷次戰爭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廣州的副研究館員陳鴻鈞是廣東金石方面的專家。因工作之便，他常到鎮海樓前露天擺放的那批明清老鐵炮堆里去轉悠，有時量量尺寸，有時拍拍照片。這些記錄了廣州城防歷史的大炮，是這座城市真正的寶貝。

今天博物館的館藏

是曾經的廣州城防所恃

廣州博物館所在的鎮海樓，舊時是廣州城北的制高點，兵家必爭之地，鎮海樓后的蟠龍岡，是四方炮臺遺址所在。炮臺始建于清順治十年(1653年)，鴉片戰爭時曾一度被英軍占為指揮部，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附近103鄉群眾在牛欄岡大敗英軍，隨后包圍四方炮臺。這里是見證抗擊對外侵略的風云之地。樓前的數十門明清鐵炮，是從廣州各地古炮臺、遺址集中而來，時間久遠，大多已經銹跡斑斑。不少的炮口，都被水泥等材料封死。

這當中，有三方明代鐵炮。陳鴻鈞說，其中兩方鑄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另一方鑄于南明永歷四年（1650年），形體完好，制作工良，都鑄有銘文。從銘文可知，前兩門炮都鑄于當年的農歷九月。這一年的農歷三月十九日，崇禎帝朱由檢自縊于北京煤山。但炮上銘文仍奉明朔。鑄炮的總負責人晏清，是廣東布政使（大致相當于后代的省長），廣西人，明室亡后，曾與廣西巡撫瞿式耜一道擁立桂王朱由榔監國于肇慶。朱由榔也就是后來的永歷帝。1650年1月，永歷帝朱由榔聞清軍已陷韶關、南雄，遂由肇慶遷于廣西梧州；1月底，清兵再陷英德、清遠、從化等州縣，2月，進逼廣州，兩廣總督杜永和指揮守城作戰數月未果，11月2日廣州城陷。

三門炮中，兩門崇禎年間的鐵炮炮身長約260厘米，口徑約為10厘米；南明炮炮身長191厘米、口徑7厘米。它們都是根據歐洲傳入的火炮進行仿制的“紅夷型”火炮。炮身銘文上的“欽命總督兩廣部院杜”就是杜永和。他原為清廣東提督李成棟之副將，1648年隨李成棟在廣州倒戈歸明。李成棟1649年于贛州殉國后，杜永和繼任兩廣總督，駐守廣州。廣州城陷，杜率大小船只千余艘撤離出海。“廣東總鎮宮保府范”是總兵范承恩，廣州城陷被俘；“督造參將蕭□”是副將蕭啟，廣州城陷被殺。

明初期到中期

火炮從領先到仿制

令人好奇的是：為什么廣州的城防炮要仿制洋炮？中國自產炮和歐洲火炮的關系，究竟又是怎樣呢？

眾所周知，中國人發明的火藥配方，通過各種渠道傳往中亞、西亞、歐洲等地，引起了軍事器械、技術、戰法的革命性變革。但火器生產是系統性工程，對冶金、鑄造等許多方面的技術要求也很高。在激烈的競爭中，許多地區的技術人員和巧手工匠，對火器的發展和改良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一些經過改良的西域火器，也反向傳播到中國。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在決定宋元50余年戰爭走向的襄陽之戰中，元軍就使用了這種火器，號稱“西域回回炮”，也叫襄陽炮。明興之后，明成祖朱棣遠征交趾，獲得了“神機槍炮”之法，于是在永樂八年（1410年）成立了神機營。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全用火器裝備的軍事單位，比西班牙在16世紀初創建的歐洲最早的火炮兵，還要早一個世紀。

但到了明中葉，西洋人的火器，已經不容明軍有絲毫輕慢，甚至在實戰中，明軍深感力不從心。于是，一場大規模的仿制活動開始了。

無論站在怎樣的角度來看，促成明軍啟動這一重大工程的主要推手：時任廣東按察使的徽州人汪鋐，和他最重要的情報官何儒，都堪稱世界軍事諜報史上的高手，有著同時期許多人所不具備的開放眼光。

1520年的一天，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因“抽分”（對進口貨物抽取實物稅）登上了一艘葡萄牙船。在這艘船上，他無意中遇到了楊三、戴明等幾位中國人。閑談中得知，他們常居葡國，對西式造船、鑄炮、火藥之法很熟悉。他順手把這份情報匯報給汪鋐。汪鋐當時正集中精力準備對付進占屯門地區（明代屬廣東東莞縣，今指北起今深圳南山區，南至香港九龍半島沿海大部分的范圍，包括前海灣、后海灣、伶仃洋等）的葡萄牙人。自打1514年葡萄牙人侵入屯門島佯稱通商，實則刺探兼劫掠之后，他們已經賴在這里6年了，后援也在不斷趕來。

1521年3月，汪鋐率軍展開驅逐行動。雖然在6月包圍了葡萄牙人的據點，但在對方兇猛的火力和得當的戰術下大敗。他果斷改變戰略戰術，同時告訴何儒，爭取搞到“佛郎機”（指葡萄牙）人的火器技術情報。

明代火炮工藝影響清代

可惜未能系統傳承

明人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中寫道：“（何儒）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賚。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制造。”也就是說，何儒通過楊三等人，拿到了葡萄牙火器、船只制造的技術情報，開始系統裝備軍隊。很快，仿制的“佛郎機銃”和“蜈蚣船”就大量列編。

當年秋天，整頓后的明軍帶著先進的武器裝備，乘坐行動快捷的百槳輕舟（即仿佛郎機長技而制造的小“蜈蚣船”），破浪而來，大破葡萄牙人。葡人殘存的3艘“蜈蚣船”，趁黑夜狼狽逃往滿剌加方向。次年9月，葡萄牙首領別都盧率其所部準備劫掠新會縣茜草灣。汪鋐迅速出擊，俘虜葡萄牙船只2艘，俘虜葡兵42人，斬殺30余人，繳獲數門洋炮，生擒別都盧。這兩次戰役是中國軍隊正面對抗歐洲軍隊取得的最早勝利，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們大大延緩了西方列強侵占東南沿海地區的步伐。

從現存的歷史資料中可知，楊三等人后來作為技術骨干，穿行于中國南北各地，指導仿制西式火炮。可惜，西式火炮制造與使用之法，特別是鑄造技術等并未系統傳入，中國工匠雖能依式制作，但畢竟按圖索驥，多有缺失。經過代代匠人的傳承，越來越多的技術細節丟失，制炮工藝也隨之低落。有研究者指出，萬歷（1563-1620年）以前，明代兵器生產部門的仿制工作還是比較有成效的，甚至有所創新。但萬歷以后, 卻長期徘徊不前。

陳鴻鈞指出，萬歷末年從荷蘭傳入紅夷大炮，“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這些“紅夷炮”仍為前裝滑膛炮，口徑大、管壁厚、身管長，瞄準、調整角度、移動都較傳統鐵炮有很大改進，是當時威力最大的火炮。尤其制造時以口徑為基數，確定火炮各部位的比例數據，使得火炮制造有了科學依據，所以它們很快就取代了中國傳統的銅鐵炮，成為裝備軍隊的主要重型火炮。相關的制造技術也深刻影響了清前期的火器制造業。到康熙時，火器制造的規模、質量、工藝都達到高峰。清中期后火器發展漸趨停頓，直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前后，清政府又大量趕制火器，但結構仍沿襲祖制，性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強所制。所以后期清政府進口了不少英國、德國的先進火炮。現在鎮海樓前的德國克虜伯炮和英國阿姆斯特朗炮，都是這種環境下的產物。（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