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書法指導》中曾提到，學書法，不宜從趙孟頫、董其昌一派入手，不是不好，只是不容易學，易導致筆力軟弱，無“丈夫氣”。梁啟超這番基于書法氣質(zhì)所下之論斷頗有見地。“丈夫氣”固然不是書法所有之必須，卻是值得提倡的一種精神氣質(zhì)。

何為“丈夫氣”？即是有大丈夫的氣概。孟子有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丈夫氣”，即是有使命、有責任、有擔當、有毅力、不忸怩、不矯飾。書法的“丈夫氣”，則是融書卷氣、金石氣、士大夫氣、雄健氣于一體的陽剛博大的精神氣質(zhì)，是書法雄健、雄強之氣的一種擬人化表達。這其中，書卷氣尤為重要，沒有書卷氣的“丈夫氣”，常是一種狂怪之氣、粗鄙之氣和莽夫之氣，去書法之本質(zhì)遠矣。

“丈夫氣”是書法的大格局、大氣象、大境界的精神表征，不是逞強使氣、矯揉造作，也不是粗鄙狂怪、嘩眾取寵。倡導書法的“丈夫氣”，并不是說書法只能是男兒所為，也不是大男子主義，即使是女性書法，也可以具備此種氣質(zhì)。現(xiàn)代著名女書家游壽、蕭嫻，碑學功力深湛，渾樸雄健，其書法便深具“丈夫氣”。

客觀來講，書法之美并無優(yōu)劣之分，有陽剛雄強之美，也有陰柔妍媚之美。陽剛雄強，好比黃鐘大呂、金鼓雷鳴，是一種壯美；陰柔妍媚，好比江南小調(diào)、絲竹管弦，是一種優(yōu)美。這是藝術之美的兩極。然而，陰柔妍媚之美雖是書法的一種氣質(zhì)，當代書法藝術卻不能僅停留于此，因為一個偉大時代的書風，絕不能缺少昂揚的精神氣度。

磅礴渾樸的摩崖“三頌”，線條奔放的章草簡牘，盤曲繁復的瓦當書法，半篆半隸、華美典雅的漢碑額書法以及樸茂直率、不事雕琢的工匠之作——漢石闕書法和漢磚書法，共同筑就了漢代開張爛漫、雄強大氣的藝術風格。單就漢代草書而言，其形態(tài)豐富多樣，僅簡牘書上的草書形態(tài)，就有幾十種之多。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中的書法，往往是篆書、隸書、章草、八分、真書等多種書體的結合與雜糅，率性而為，熱烈奔放，從中能夠讀出書寫者自由瀟灑、一瀉千里的情感狀態(tài)。在書寫者那里，似乎沒有了規(guī)矩，沒有了束縛。不過，這并非真沒了規(guī)矩，而是精神氣質(zhì)上拋棄了規(guī)矩，藝術表現(xiàn)上逾越了規(guī)矩。我們經(jīng)常會看到漢簡書法、石刻書法上的長撇大捺或最末一長豎筆，猶如晴空霹靂，轟然一聲，急促直下，劃破長空，震撼人心！要知道，這種藝術精神，并非出自文人貴族之手，而往往出自普通書吏。可見，在漢代，任何一個階層，只要稍識字者，包括女性和一般工匠，都不乏強烈的書法藝術表達沖動，這是其有別于其他朝代之處。故此，康有為才盛贊漢人之“分”，并在其書學名著《廣藝舟雙楫》中專辟“本漢”篇，闡述漢代的“八分”氣象。

漢代之后，從曹魏到西晉到十六國時期，再到北魏、北齊、北周，書法藝術幾乎都表現(xiàn)為一種陽剛偉岸之象，可謂“丈夫氣”十足。東晉書法則為之一變，開啟了一種南朝風雅，其雄豪之氣稍遜于漢魏八分。唐人崇尚雄強陽剛，但總體而言，已逐步走向定型化和規(guī)范化，缺少一點率性、爛漫的藝術氣質(zhì)。

清代碑學促生了金石書風。書法的金石氣拓寬了筆墨與宣紙的關系，將視野轉(zhuǎn)向更廣闊的書寫材質(zhì)，即兩晉以前的書寫載體——甲骨、碑石和竹木等硬質(zhì)書寫材料，使書法呈現(xiàn)出陽剛之美，書法審美產(chǎn)生巨大變革。碑學固可以救帖學妍媚之弊，然仍需以帖學之妍雅救碑學粗鄙之弊。

書法審美總是在一種正反合的歷史軌跡中前行，但不論如何發(fā)展，書法的“丈夫氣”不可或缺。每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都體現(xiàn)在這一時代的主流書風之中。當今時代是一個社會變革的偉大時代，需要一種大丈夫的擔當精神，尤應倡導陽剛大氣、與時代精神相符的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