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13日電（記者 崔呂萍 齊波）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過去一年，我國在優化營商環境、破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方面進行了大量探索與實踐。特別是多措并舉緩解民營和小微企業資金的緊張狀況，融資成本上升勢頭得到初步遏制。 

今年，伴隨著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消費增速減慢，有效投資增長乏力。實體經濟困難較多，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未有效緩解，營商環境與市場主體期待還有差距。我們一定要直面問題和挑戰，勇于擔當。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表示，民營小微企業營商環境的改善需要雙方發力，有效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同樣需要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握手”。

改善營商環境：

政策需細化企業家心態也要調整

記者：從全球范圍來看，中國的營商環境處于優化的快車道。世界銀行發布的2019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在全球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中，中國較去年提升了32位，位列全球第46位，這是中國首次躋身全球前50。而這也使得中國成為營商環境改善最顯著的十個經濟體之一。數據背后，企業特別是民營小微企業在實際經營中仍然遇到一些困難。我們應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肖鋼：不知道你是否記得，在去年三季度政協宏觀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很多委員發言時都提到了民營企業經營中遇到的困難。那時的情形很復雜，問題也很多。去年四季度開始，隨著市場回暖，民營企業經營困難有所緩解。但還有一些問題并不是馬上就能解決的。

對于實體企業而言，營商環境很重要，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此時此刻究竟怎樣的營商環境對穩定企業發展信心有利？你可能率先想到的就是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這方面，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多次出臺政策，有關部門也形成合力，減稅降費前所未有。

同時，我們在調研中也看到，仍有部分企業稅費負擔比較重。“解剖麻雀”后發現，這種負擔感源于企業原先并不是按照名義稅率繳稅的，實際繳稅金額要比名義稅率低得多，這也是幾次降低名義稅率，但企業獲得感不強的原因。

企業為員工繳納社保是個很典型的例子，坦率地說，很多民營企業沒有按現行規定為員工足額繳納社保，而是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這個較低基數來繳納的，現在要求他們改過來，那成本自然就上去了。

因此，企業負擔中還是要兩面來看：一方面，配套減負政策還需要細化；另一方面，企業家們也要調整好心態。

救急不救窮：

有效需求是民企能否獲得金融服務的重要因素

記者：融資難融資貴是老話題，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這一關鍵詞出現了4次，足見問題存在的客觀性和解決的緊迫性。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肖鋼：當前，一些人認為民營企業在正規渠道獲得金融扶持的成功率并不高，但在我看來，這一件事正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金融圈里的人常說，信貸、發債和股權融資是融資渠道的“三支箭”。據我觀察，民營企業從這“三支箭”得到融資的情況正在轉好，比如民營企業在債券市場發債的量雖然不大，還要承受一定門檻（目前只有信用評級在3A級以上才能在債券市場發債），但至少渠道已經暢通了。相比之下，銀行與資本市場在為民營、小微企業提供服務方面還存在局部梗阻的情況，但這一現象也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關鍵是要實現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獲得貸款時的平等地位。在大型商業銀行經營理念中，對民企還是不太放心，擔心他們有信用風險。這有一定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還是要引導銀行，把這種經營理念矯正過來。下一步，我認為大型銀行要在建立服務民企長效機制上下功夫，在風險控制方面、績效考核機制方面要做相應調整。

記者：因為拿不到正規渠道資金，民營、小微企業可能為融資這點事支付了更高的成本。這個現象背后，作為“甲方”的銀行是否也有難言之隱？

肖鋼：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大家熱議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個看法是融資不一定難，應該是貴的問題更突出，但這個貴是相對正規融資渠道的貴。為什么會貴，這里有個風險溢價的因素。

我想說明的一點是，金融服務民營小微企業既要增加有效供給，同時也要提升有效需求，即民營企業如何增強信貸資金需求的有效性。民營企業、小微企業需要資金，這是客觀存在的，但這種資金需求是否有效，尤其需要民營企業自身做出努力，從自身查找問題。

比如做假賬的問題，相當多的民營企業財務有好幾本賬，跟銀行打交道時用這本賬，和稅務部門打交道時用的又是另一本賬，這可能是個比較普遍的現象。

同時，民營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對企業經營發展有決定性的作用，有些民營企業就是家族企業，家族里家長說了算，決策效率高了，但這也帶來了民營企業公司治理機制不健全的問題。下一步，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機制，協調平衡好實際控制人、董事會和外部獨立董事的關系，真正形成制衡有效，激勵約束有力，運作高效的現代企業制度，也是一個課題。

說到底，要解決民營中小微企業融資問題必須雙向發力，銀行與企業都要找到可以改善現狀的平衡點。

記者：可不可以這樣說，雖然都是市場主體，但銀行市場化改革步伐，要快于民營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優化的步伐？

肖鋼：我國商業銀行基本都已上市，上市意味著既要對客戶負責，也要為股東負責，這自然會帶來風險控制方面的壓力。如果不良貸款太多，會拉低銀行整體的經營效益。我們可以理解民營企業對資金的需求，但同時也要對杠桿有敬畏感，借來的錢是要還的，不能把借來的錢用在不該去的地方。

記者：在您看來，民營企業該如何做好新時代的新企業？

肖鋼：企業要轉換經營機制，充分發揮董事會的作用。如果還是“家長制”，董事會、獨立董事都形同虛設，大股東就有空子可鉆，他們會利用各種方式融資，但融到的錢未必用到了主業。

還有個問題是，大家一遇到經營困難就向銀行伸手，但企業能否思考一下，造成經營困難到底是否僅為流動資金不足的問題？你的產品是否已經被市場需求邊緣化了？發展方式是否該轉型升級了？管理理念是否已經不能適應市場競爭了？融資可以救急，但無法救窮，這不是扶貧。遇到經營困難，企業最該想的是如何克服困難找到新路，而不是在那里等著銀行來救。

記者：大眾富裕階層的財富如果希望在支持實體經濟中賺得一杯羹，您考慮，應如何將這些“血液”引向“主動脈”？

肖鋼：關鍵在于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集中在四個關鍵詞上，即鞏固、增強、提升、暢通。

鞏固，指的是鞏固去杠桿和金融亂象治理的成果。過去幾年，我國在貫徹“三去一降一補”方面成效顯著，金融亂象得到基本遏制，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也取得了成績。下一步，我們要關注社會融資總額與經濟發展速度相匹配的問題，特別資產管理新規出臺后，我們更要注意，防止社會融資規模出現大起大落，進而防控由此產生的新的風險。

增強，主要是增強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的能力，這就包括大銀行要更多支持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的發展，增加這方面業務的比重；從機構的角度講，要增加中小微金融機構，比如我們去一些中小民營銀行，它們有的是實體銀行，有的是互聯網銀行，業務重點就是服務民營中小微企業，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聚焦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發展，這類銀行還應該增加。另外，農村金融機構也要更多聚焦“三農”。

提升，主要提升精準服務的能力，對民營企業服務時，還是要看企業是不是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產品是否有市場，技術是否先進，企業經營是不是聚焦主業。從另一個角度說，解決民企融資難問題光靠“雪中送炭”也是不夠的，根本的是要落實競爭中性原則，解決玻璃門、彈簧門問題。今年，政協經濟委員將計劃開展民企進入軍工，促進軍民融合的專題調研，并提出政策建議。

暢通，主要是暢通傳導機制，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總體合理充裕，我們要做的，就是改進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把金融源頭活水引導實體之田，而不是造成新的資產泡沫。比如房地產市場，目前房價再次出現上升的苗頭，應警惕資金過度扎堆兒，引導房價回歸理性。

社會信用立體化還差臨門一腳：

金融這步棋走活了經濟才能更順暢

記者：現在，各行各業都在搞大數據，地方政府為數據收集也紛紛采取網格化城市數據管理的模式。據此，其實我們是可以期待這些數據既“長牙齒”又有“芯”的，但為什么在談到金融服務民營小微企業時，還會有很多機構認為，信息不對稱成為阻礙合作的壁壘？

肖鋼：信息孤島是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應該說，政府在主導信息聯通方面能夠、也應該發揮更大作用。現在各方面都很重視信息系統建設，全國信用信息平臺已經搭建，但很多數據仍散落在各個系統，政府部門之間、政府部門信用信息系統與民營企業信用信息尚未連接，造成數據不全，運用不便。由于我國個人擁有信用信息的比例較低，加上信息割裂，就使信用評分更加困難。

要打破“孤島”整合數據，在技術方面是沒有困難的，關鍵是發揮政府部門統籌協調作用，把金融機構的數據，還有交稅、水電費繳納、犯罪記錄、騎共享單車是不是按時還了等生活“痕跡”，這一系列的數據結合在一起，可以對一個人作出多維評價，但目前數據不好用。

前一陣子，我們去調研與共享經濟相關的單位，發現民營企業信息聯通的工作做得就很好，比如運用一些社會信用數據對客戶進行評級。信用好了，就可以免押金、看電影可以打折。相比之下，部門數據聯網還差臨門一腳。

記者：現在這些問題，可能是幾十年前的金融人未曾想到的。作為金融業“老兵”，您能否從歷史角度，看新時代我們遇到的新問題？

肖鋼：我是上世紀80年代初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最早分配到了中國人民銀行，那時金融機構非常單一，只有人民銀行一家，不僅要管貨幣政策，還要負責存貸匯業務，但這段時間沒持續太久，我們就遇上了對外開放和金融改革的開端。

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往事，是人民銀行曾一度被并入財政部的，直到改革開放之初才“分家”。我剛參加工作時被分配到人民銀行，還是擠在位于三里河的財政部辦公樓辦公。我記得，當時的居民儲蓄只有幾十億元，40年后，這個數據已經是幾十萬億元，在這背后，如果說當年的金融體系是一根線，那么我們現在說的金融系統就是一張網。

從人民銀行到中國銀行，我的職業生涯見證了中國對外開放的足跡。中國銀行的業務特色是外匯業務，服務三資企業（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三類外商投資企業的簡稱），引外資到中國來，現在要服務中國企業“走出去”。過去是吸引外資到中國來，現在我們實際使用外資和對外投資的額度之間已經趨于平衡，以去年為例，我國實際使用外資是1383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是1298億美元，這種結構優化背后，金融業的服務意識也在不斷地提升。

現在，大家都在談金融如何更好地助力實體經濟，歷史經驗表明，只有金融的棋走活了，經濟全局才能運轉得更順暢。

股市是誰的晴雨表：

“與經濟增長質量正相關”

記者：您如何看待當前的A股市場？我們常說，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您如何看待這一說法？

肖鋼：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長期來看，股票市場是經濟的晴雨表，但短期波動不是。股票價格的漲與跌，與經濟速度的快與慢并沒有太強的相關性，但它對于經濟運行的質量是有反映的，上市公司的效益好，股票價格就會好，因此股市與上市公司績效正相關，這也是全球股市的通例。

記者：在您看來，上市對企業發展而言，是把“雙刃劍”嗎？

肖鋼：上市對企業來說，好處很多，比如可以利用市場融資，兼并收購，公司也有了市場公允價值。但同時，上市也有成本，對信息披露的要求更高，受到市場的約束也更強，有時還會受到短期業績壓力，以至于一些不能接受這些“束縛”且擁有長期戰略性規劃的企業，可能不愿意上市。

借錢過日子也得有度：

要提前防范居民杠桿率過高的潛在風險

記者：我們知道，一國總杠桿率水平包括居民杠桿率、企業杠桿率和政府杠桿率。據我們觀察，近年來我國居民杠桿率水平不斷提升，去年這一數據是53.2%。通俗來講，加杠桿對百姓而言就是借錢過日子，但錢借多了心也慌。

肖鋼：這幾年，居民杠桿率的增速確實較快，但整體來看，風險還是可控的，和韓國、日本等鄰國相比，我們的杠桿率水平還是低的。消費信貸的發展潛力還是有的。

但在居民杠桿率增速較快的背景下，我們要注意這種杠桿結構是否合理的問題。比如，以我國居民杠桿主要就是購房購車，其中購房占到居民杠桿率比重的70%，但買車也好，買房也好，主要是服務中高收入群體，換句話說，錢相對多的人還在借錢，相對少的人沒有資格享受消費信貸，我認為應該適當對這種杠桿節奏進行調整。相比而言，帶有小額普惠性質的消費信貸應該增加，因為這是真正服務中低消費群體需求的，他們可以借錢去買電腦、手機，或者支付其他消費項目，這些消費對拉動經濟的作用，更為直接。

除了錢借來怎么用是個結構問題，誰在借這些錢也是結構問題，比如我們剛才說的占比50%，是按照近14億人口的平均數來算的，但大部分人是一分錢都不借的，真正借錢的集中在80后、90后。從結構上看，年輕人負債率應高于50%。這就引出新的問題，即從各國發展看，一旦就業遇到問題，個人消費信貸也會出現違約，因此我們要防范個人杠桿率風險。值得說的一點是，從歷史經驗角度看，我國對于防范企業信用風險是有過幾輪嘗試的，但還沒有處理過個人信用大面積違約的情況，假如年輕人借了錢都不還，這也是金融風險點，這樣的情況在美、韓等國都發生過。因此這個問題也要未雨綢繆，比如考慮建立個人破產制度。

而從這個角度講，我們要高度關注就業問題，這也是“六穩”之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