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佳莎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

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了粵港澳地區的戰略定位，它將是繼美國紐約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灣區，是中國建設世界級城市群、融入和推動全球合作發展的重要空間載體。粵港澳大灣區正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政策開放走向制度開放與融合

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總量、產業結構和體系、基礎設施、金融制度、科教創新等方面已經具備諸多優勢。未來三地合作不僅是經濟層面上，更會上升到制度層面上。粵港澳大灣區在制度創新上具有其他國際和國內城市群無法企及的先天優勢。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過去四十年創造了我國改革史上的多個第一，積累了大量促進改革開放的政策、措施和經驗。香港、澳門作為自由開放經濟體，國家始終秉持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給予港澳兩地充分的制度自由。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地方具有“一個國家、一種文化、兩種制度”的特點。

未來在這片土地上，盡管存在制度磨合，但更會打破行政區域規劃與管理體制的藩籬，探索出更多區域合作的新制度、新模式、新理念，通過建立新的機制促進人才、資本、商品、服務、信息等要素三地雙向自由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不光會為粵港澳大灣區新一輪經濟發展注入活力，也對國內其他城市群的區域協同發展起到示范和帶動作用。

提升國際化水平

依托香港、澳門本身已具備的國際交流優勢，帶動珠三角地區的法治、知識產權、營商環境、產品質量標準等軟環境建設，一方面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盡快追趕和適應國際規則，通過與國際規則對標，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化、法治化發展和營商環境的改善，使得三地在投資、貿易、金融等多領域更加開放和便利，為世界各地的資本、技術、人員來華創造良好環境；另一方面，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創新，形成國際政治經濟交往的新規則，未來進一步成為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和引領者。

明確城市功能定位，促進區域協同發展

《規劃》提出構建極點帶動、軸帶支撐、輻射周邊的網絡化空間格局，同時明確了港澳廣深四大中心城市各自的城市功能定位。這將有利于充分鞏固和發揮區域內部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體系，避免城市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同質化競爭，實現互利共贏和可持續發展。

新的城市群發展體系強調產業分工，珠三角地區深耕傳統制造業、邁向“智造”產業，廣州增強商貿、物流、交流功能，深圳發揮其科技創新優勢，港澳地區依靠其金融、信息等優勢，旨在實現產業鏈全面融合。通過珠三角城市群的工業實力彌補港澳“工業空心化”的缺陷，發揮港澳地區的金融資本對珠三角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產業國際化的助力作用，同時通過輻射引領三角九市和粵東西北大區，拓寬產業布局的騰挪空間。

“創新”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內生引擎

粵港澳大灣區是全國最具有創新基因的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的各類型改革試點、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等都在這片土地上孕育和誕生。深圳、香港、廣州擁有多所高質量大學，擁有大量年輕的在國外國內著名學府深造的高科技人才，這都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提供了堅實的人力資本。未來通過加強創新平臺建設、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改善人才引進制度，實現大灣區的創新要素集聚，最終形成創新驅動型增長模式。

提升公共服務制度建設，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一方面，港澳地區在公務員制度、公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養老服務等方面的制度建設和管理經驗上有非常多的經驗可供珠三角地區參考和學習。另一方面，現有的以市為單位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服務的統籌制度，并不能有效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才流動。

未來通過制度銜接，探索澳門社會保險在大灣區內跨境使用、香港長者社會保障措施的可攜性等措施，實現港澳居民在民生方面享有與內地居民同等的待遇。這樣既實現了三地居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同時也有助于緩解香港、澳門、深圳的土地資源緊張矛盾，提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隨著大灣區主要城市間一小時通達的交通網絡的覆蓋，未來在三角九市居住到港澳深上班成為很常見的事情，實現城市間高度融合。(責任編輯：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