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58歲的霍奇金淋巴瘤女性患者,在使用博來霉素之前,需要使用抗組胺藥物預防過敏。醫生為她開具的抗組胺藥物,是肌肉注射異丙嗪注射液。但在使用過程中,護士擅自將需要肌肉注射的異丙嗪注射液改成了入壺滴注。結果僅在2分鐘后,患者就出現了一過性暈厥伴小便失禁。好在醫生和藥師及時調整了患者用藥方案,并給予補液加速患者體內藥物代謝,患者的不適癥狀消失。

這是2月16日,在“發揮藥師作用,確保用藥安全與促進健康中國建設”研討會上,北京宣武醫院藥劑科原主任王育琴教授分享的一個案例故事。

這是一場關于推進藥師立法進程的研討會。研討會由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中國藥師協會等單位聯合舉辦,每年一屆,至今已是第四屆。

“藥師是建設健康中國不可替代的專業力量,是百姓用藥安全的‘守門人’。”正如中國健康促進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徐卸古所言,每屆研討會上,與會專家關于藥師立法的呼聲都很高。但總體而言,藥師法立法工作一直進展緩慢。

百姓用藥安全的“守門人”

據中國藥師協會的統計數據,目前我國已經注冊的職業藥師有103萬人。特別是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百姓對于安全用藥的健康服務需求也日益增加,我國藥師隊伍也隨之壯大。

藥師隊伍能夠為社會和百姓提供哪些服務呢?王育琴教授還講述了另一個案例。

一位有胰島素過敏史的患者在注射魚精蛋白胰島素后,發生過敏性休克并死亡。

“實際上,在患者病歷上就有關于胰島素過敏史的記錄。但醫師在給藥的時候忽略了這一點,結果用藥錯誤釀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王育琴表示,用藥方法錯誤、劑量錯誤、聯合用藥錯誤等造成的藥物傷害,是全球患者面臨的共同挑戰,要降低這一挑戰,需要加強藥師這一隊伍的建設,需要強化藥師的健康“護佑者”作用,這樣才能推動藥師為群眾提供更優質的藥學專業服務。

“實際上,百姓的用藥安全除藥品本身的質量安全外,還包括藥品使用要正確、合理。”王育琴認為,通過了解患者用藥情況、提供專業咨詢或進行藥物重整,藥師有助于保障藥品供應、監護患者安全用藥,能夠極大提高患者用藥合理性,保障其生命安全。

這也是多數與會專家的共識。因為這樣的共識,從幾年前開始,專家們就在呼吁推進藥師立法工作,以規范藥師的行為并充分發揮藥師的作用。

我國藥師的“雙軌制”管理待破題

雖然已經形成專家共識,但尷尬的是,雖然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目前我國的藥師還是“雙軌制”管理,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所謂的‘雙軌制’管理,是指目前我國的藥師隊伍分屬兩個管理體系。其中,由國家衛健委管理的醫療機構體系內的藥師,實行專業技術職稱任職資格制度;由國家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管理的執業藥師體系,實行職業資格準入制度。這兩個體系,在管理主體、資格準入、職責權限、人力資源管理、繼續教育等方面,都存在區別。因此,為早日在法律的框架內,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優質的藥學專業服務,亟須出臺一部《藥師法》來規范藥師的管理。”北京大學藥學院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主任史錄文教授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輝瑞制藥中國企業事務部總監馮丹龍也表示,近10年間,我國醫護人員數量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長,相比之下,藥師數量的增長比例則小得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眾對藥師價值的認可度還不高。

天壇醫院主任藥師、北京市醫管局總藥師趙志剛則認為,醫護人員和藥師增長數量的不匹配,實際上意味著藥師隊伍在衛生體系中的力量弱化。其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藥師的責權利在法律中沒有明確。因為沒有明確,在多數醫院,藥師是否提供專業服務,以及提供專業服務的多少和好壞往往沒有太大差別,因而投身醫改的積極性受到打擊。

要提升藥師積極性,首先需要提升藥師的地位。對此,馮丹龍認為,可通過設立藥事服務費來體現藥師的價值。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設立了藥事服務費,其中包括處方調劑費、處方審核服務費、藥品治療意見費、患者教育服務費等。這種藥事服務費的設立,既是體現藥師價值的有效途徑,也是補償藥事成本的必要手段。”馮丹龍說。

“藥品,是特殊商品。藥品保障體系,是健康中國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是美麗中國的重要支撐,是公共健康安全的重要基礎。推進藥師立法,還需要多部門、多系統、多行業聯動。”來自首都醫科大學的高星教授最后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