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程士華、關桂峰

大城市“居不易”、都市里的工作太繁忙、住房太緊張……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以及部分省會城市，一些年輕父母選擇將學齡前的孩子送回老家，由老人撫養。

與備受公眾關注的農村留守兒童相似，都市“返鄉兒童”也有著相同的苦惱：學齡前的成長過程缺乏親情陪伴、家庭教育的支持。

社會應該加大對這一群體的關注和政策支持——不論父母是否在，愛都不能缺席；在社會層面，應當探索建立健全科學的育兒社會支持體系，減輕家庭育兒的壓力。

對孩子有愧疚，對父母有歉意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特別是在一線城市，生活的壓力更大。楊先生是在北京工作的白領。春節后，由于夫妻兩人都要開始上班了，他不得不把兩歲的兒子送回了距離北京300多公里的老家——河北省行唐縣。

爺爺奶奶年紀也不小了，把孩子交給他們撫養，既有對孩子的愧疚，更有對父母的歉意。“的確很無奈，我們也考慮了很久，才做出這個選擇。”楊先生說，家里只是個小兩居，請保姆白天來家里照顧，我們下了班保姆就回去了。他和妻子身心俱疲的狀態維持了大約一年，兩口子都覺得撐不下去了。

將父母接到北京幫助照顧孩子？楊先生夫妻倆也考慮過這個辦法，但是一來房子小，父母勉強住下來，5口人比較擁擠，二來父母生活不習慣，很難適應北京的生活。

記者在北京、上海采訪多名“返鄉兒童”家長發現，這些家庭的住房大多是兩居室，面積從40平方米至90平方米。如果父母雙方來一個的話，育兒時難以支撐；如果父母雙方都來，就是5口人擠在一起，特別擁擠。

還有的父母，受困于一線城市保姆、幼托機構收費過高，不得不將孩子送回老家。在深圳一家民企工作的丁先生把1歲多的女兒送回四川老家。“不是不想帶孩子，是付不起保姆錢。一個保姆一個月要8000元，而且只管白天。”丁先生說，夫妻倆月收入近3萬元，但是去掉房貸以及保姆費用，也沒剩多少錢了。“還不如把孩子送回老家，我們把給保姆的錢寄給父母。”

《北京市托幼服務問題和對策研究》一文顯示，從北京市居民需求來看，有64.1%的家庭希望孩子“在3歲之前接受早期教育”，34.9%的家庭希望孩子能上“幼兒園親子班”，21.2%的家庭希望能在“離家近、有資質的幼兒看護點”，20%的家庭希望能提供“社區公共早教”，14%的家庭希望去“比較出名的早教中心和機構”。

祖輩撫養不能完全代替父輩

記者調查發現，孩子“返鄉”之后，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

有的孩子因為隔代撫養的溺愛，養成了難以糾正的不良習慣。北京市民劉先生說，孩子長期在老家待著，目前已經3歲多，還要大人喂飯。孩子要啥老人就給買啥，稍不如意，孩子就滿地打滾等，讓兩口子很頭疼。

有的孩子因為缺少父母陪伴變得更害羞、不自信。北京市民盧女士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告訴記者，相比于在自己身邊長大的孩子，由祖輩撫養的另一個孩子性格相對自卑、內向一些。比如帶孩子上街，碰到一個同事打個招呼，他都要躲在自己身后；有陌生人來家里，也要藏起來。孩子在表達自己觀點看法的時候，也相對不自信。

在北京工作的秦女士說，老家空氣好，北京秋冬季太干燥，尤其是空氣污染重的霧霾天氣，孩子不適應，所以每到秋冬季，她都會把孩子送回廣西老家。“老家有表弟、堂姐可以一起玩，讓孩子多體驗小城市的生活。”秦女士說，自己的母親也要在老家照看姐姐的孩子，于是就把女兒放在外婆家。和表姐一起玩、一起長大，女兒很開心。

首都師范大學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麗穎表示，在祖輩的大家庭中長大，能為孩子提供愉快、寬松的成長環境。同時，便于孩子增強對情感感知、規則意識的建立、社會關系的認知等。

“返鄉兒童”群體，在一些比較大的省會城市也很常見。例如，安徽省合肥市的程女士下了很大的決心，把5歲的兒子送回了河南省鄲城縣的農村老家，上小學前才接回合肥。程女士的丈夫每年有7個月時間在出差，自己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根本忙不過來。

“孩子年紀越小，每日每時的陪伴所形成的心靈撫養愈發重要。”成長教育師蘭海說，年輕父母尤其要注意的是，一般來說，0至6歲這一階段，父母的撫養幾乎可以鑄就兒童的心理特征、人格特征、人際交往模式。這種微妙的差距，使得祖輩實際上并不能完全代替父輩。

建立社會育兒支持體系

專家認為，在撫養孩子過程中，父母可以不在場，但父母之愛絕不能缺席。都市“返鄉兒童”的背后，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兒壓力，要減輕這種壓力，需要從政府、市場、家庭等多方發力，共同建立科學合理的育兒社會支持體系。

首都師范大學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麗穎指出，孩子由父母帶大是最好的，如果父母沒時間，選擇送祖輩扶養，一定要考慮祖輩是否有育兒能力。建議父母要和祖輩一起制定規劃，參與到孩子扶養當中，多和孩子溝通，包括面對面和視頻。父母不要因為工作忙，就把對孩子的教育、撫養完全交給祖輩。

北京市民楊先生告訴記者，每天晚上到家后，夫妻倆都要通過視頻和兒子說說話，一般每個月都開車回老家一次，和兒子一起過周末。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黃家亮認為，都市“返鄉兒童”問題的背后，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兒壓力，要減輕這種壓力，需要從家庭、市場、政府等多方面綜合發力，共同建立科學合理的社會育兒支持體系。

據北京市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段婷婷介紹，近年北京市人口出現波段性生育高峰，流動人口快速增長，3～6歲入園學額緊張，不少公立幼兒園取消了托班或親子班，托幼服務資源愈加匱乏。再加上，托幼機構服務質量參差不齊，部分機構收費較高，能同時提供托幼照料和教育服務的機構少，難以滿足家庭，尤其是雙職工家庭的托幼需求。

黃家亮建議，在政府層面，鼓勵幼兒園或其他社會力量開設幼兒日托服務，加大財政扶持力度，逐步構建0～3歲育兒支持服務體系；在市場層面，鼓勵規范以小飯桌形式托管幼兒模式的發展；在社區、家庭層面，可以探索建立同小區多戶低齡兒童家庭互助組織，或者借鑒日本等國家在婚姻法等方面對全職家庭主婦的保護，讓女性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回歸家庭，而無須考慮經濟、社保等方面的壓力。

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這一問題變得更具緊迫性。一些受訪家長反映，近年來二孩放開了，但自己根本不敢生。“有朋友生了二孩，把70平方米的房子隔成四居室，客廳才6平方米，特別促狹壓抑，”一名受訪家長說。

目前，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托幼服務發展，把托幼服務視為政府責任的一部分。我國也應該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同時，盡快制定托幼服務發展規劃和配套政策法規，出臺托幼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和托幼服務機構設置管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