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小學生減負20年： 為何還在原地踏步？

導讀

經過20年，減負的武器庫還是有所擴容。減負7條和減負10條主要針對中小學校作出規定，減負30條則將政府、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家庭所有學習相關方囊括在內。

在廣州市海珠區某小學的放學路上，經常會看到消瘦的孩子背著與身形不搭的大書包走在路上，讓人禁不住為他們肩膀的重擔捏一把汗。

這其中就有曹靜（化名）的孩子。由于書包太重了，平時曹靜都會幫忙把書包背到校門口，到了學校再讓孩子背進去。“二十多斤吧，這還不是全部。”曹靜說。現在她買書包的標準主要看背帶質量，“基本一個學期換一個，一般都是背帶斷了。”

近日，中小學生的減負問題再次走入公眾視野。2018年12月29日，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下稱“減負30條”），對政府、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家庭多方提出30條措施，進一步明確并強化各方職責。

減負30條舉措之多，被稱為“史上最嚴減負令”。看到這紙減負令，曹靜覺得熟悉，20年前，還在她是一名小學生的時候，其中的很多措施就已被公布要求執行。她繼而覺得悵惘，減負已經歷了整整兩代人，可有些措施仍只停留在紙面上。這次減負，會有效嗎？

橫跨20年的減負令

“我認為現在小學生的負擔比我自己讀小學時的負擔要重多了。我自己讀中小學時，只有成績差的學生才上輔導班，現在是成績好的孩子上輔導班，帶動中下等成績的學生不得不上。”曹靜說。

曹靜讀小學的20年前，學生負擔重已經成了一個問題。199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指出：“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已成為推行素質教育中刻不容緩的問題。要切實認真加以解決。”

2000年，教育部發出《關于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下稱“減負7條”），提出了7條舉措。2013年8月，教育部又就《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下稱“減負10條”）公開征求意見。蹊蹺的是，減負10條在當年兩次征求意見后無疾而終，未見發文正式出臺。

僅從文件內容來看，減負7條和減負10條相對于近日出臺的減負30條，有些條款的力度有過之無不及。

比如，減負30條提出“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三至六年級家庭作業不超過60分鐘”，實際上20年前的減負7條就已作出相同規定，減負10條甚至更嚴格，規定“一至三年級不留書面家庭作業”。

“可以說根本沒有得到執行，孩子一年級時，老師每天都會在微信群里布置作業，包括給課堂練習改錯、做手抄報等。”曹靜說。

減負30條提出：小學一二年級每學期學校可組織1次統一考試，其他年級每學期不超過2次統一考試。

而20年前的減負7條已規定“除語文、數學外，其他課程不得組織考試”。減負10條則規定，“一至三年級不舉行任何形式的統一考試；從四年級開始，除語文、數學每學期可舉行1次全校統一考試外，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統考。”

“孩子的語數外每單元都會考試，老師會讓得滿分的學生拿著獎狀上講臺拍照，然后發到家長微信群。前一陣學校剛剛考完期中考，家長簡直是‘如臨大敵’，老師提前兩周就每天布置復習作業。我的孩子語文和英語考了100分，數學考了99分，還好，高過了98分的平均分。”曹靜說。

孩子升上二年級后，曹靜突然發現，孩子的視力出現了問題。“學校的英語課統一使用一款APP布置家庭作業，視力下降的學生不只一兩個，之后學校減少了英語作業的時間。”她說。

20年前的減負7條曾規定，任何部門、團體、機構、學校和教師不得組織小學生統一購買教材以外的教輔材料、圖書、報刊和學生用品。

現在，公辦學校已經成為各種教育APP爭搶的市場，通過免費、與地方教委或學校合作等方式，獲得用戶和流量。

但經過20年，減負的武器庫還是有所擴容。減負7條和減負10條主要針對中小學校作出規定，減負30條則將政府、學校、校外培訓機構、家庭所有學習相關方囊括在內。尤其是以營利為導向的培訓機構成為靶心，2018年專項整治行動的依規登記、嚴禁超標培訓、嚴禁與升學掛鉤、控制培訓時間等“武器”悉數入庫。

要不要減負還存在爭議

另一項數據也顯示了20年來減負效果不彰。

2002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國學生體質健康監測報告顯示，相對于2000年，我國學生的速度、爆發力、力量、肺活量指標下降，超重及肥胖學生明顯增多，視力不良檢出率仍然居高不下。

2014年，教育部發布了最近一次的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中小學生身體素質呈現穩中向好趨勢，但視力不良檢出率仍然居高不下，繼續呈現低齡化傾向，各年齡段學生肥胖檢出率持續上升。

2018年12月，湖南、江蘇、山東等省公布的義務教育質量監測報告顯示，學生視力不良檢出率、睡眠時間達標率均嚴重堪憂。

為什么20年來，減負措施頻出，學生負擔卻越來越重？對這個問題本身，甚至都難以得出準確答案。

減負30條出臺后，一位一線教師在網上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造成中小學生作業量居高不下、無法合理減負的原因，除了學生間的差異外，更主要是有用的、沒用的知識點浩如煙海，題型也變化多端，這些都要求學生提高做題的熟練程度，因此‘題海戰術’一直是提高成績的不二法門。”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整治多大程度上減輕了學生的學業負擔，現在還難以確定。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實際上現在學生學業負擔重，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管理體制和評價體制。”

他認為，培養人才需要讓其自然地成長。既需要發揮其內部驅動力，讓他能夠真正在喜歡的領域把自身潛能發揮出來，也需要外部環境的助推。然而不當的教育教學評價，往往使他沒法發展起來。現在我們做的很多外在工作，就是要營造讓人才能夠自然成長的環境。

可以說，中小學生負擔過重問題，已成為當下教育的“頑癥”。但從提出的那一刻起，減負便引起了不少的爭議。

在一些專家看來，減負可能會導致中國學生競爭力有所降低。中國傳媒大學輿情研究所副所長何輝曾在2010年撰文表示，片面提倡“減負”，可能會讓中國學生丟掉勤奮品質的同時，喪失在數理化方面的國際競爭化優勢。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正如日本的歷史教訓所示，當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應試壓力，卻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進取心、圖安逸不勤奮、害怕擔負責任、受不了批評、整體學力跌落的“寬松世代”。

為了打破長期的應試教育制度帶來的“唯分數論”，近年來減負令在努力引導著一種全面發展、素質先行的教育觀，然而在許多家長和一線教師眼里，其中描繪的場景難免有些理想化。

對于減負，曹靜覺得無奈，但內心還是支持。“我們從老師那聽說，有孩子在學校哭，說報班太多太累了，沒時間玩”，她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我不想自己的小孩變成這樣，目前只給他報了一個畫畫班，這是他自己要求報的。不想他太累，況且他自己也不愿意。”

但對于未來的小升初、中高考，曹靜又顯出了擔憂和焦慮：“我們也想給孩子減負，可是別人都在學，大家都不想輸在起跑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