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青銅是銅與錫的合金。在青銅生產中，錫料是不可或缺的資源。然而，時至今日，考古學家只在中原地區發現有先秦銅礦開采遺址，卻尚未發現錫礦開采遺址。

“中原地區先秦時期青銅冶煉所使用的錫礦石究竟來自何方？這成為冶金考古研究中的一個卡殼的問題。”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研究所李延祥教授告訴科技日報記者。

“中原找錫論”引用文獻邏輯、論據遭質疑

為了探尋先秦錫料究竟來源于何處，學者們首先將目光聚焦到了中原本地，他們認為當時中原地區冶煉青銅器所用錫料是就地取材。日本人天野元之助和我國考古學家石璋如都曾利用文獻資料在中原地區尋找錫礦。

天野元之助以河南安陽(殷墟所在地)為中心，按與安陽直線距離的差異將中原地區劃分為不同區域，將歷史文獻中記錄的先秦時期中原地區銅、錫礦繪制于對應的區域范圍內。石璋如也采用了同樣的方法，但選取范圍較大，同時他認為直線距離超過500公里，運輸就成問題，因此推測銅、錫礦來源可能都在黃河北岸，最遠至晉南等地。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聞廣研究員進一步提倡“中原找錫論”，他認為現代中國的主要錫礦均位于商與西周疆域之外， 致使有些學者倡導錫料外來說。他發表系列文章力求通過古文獻和青銅器銘文來論證商周核心區域內存在許多錫礦。

對此，考古學家童恩正從邏輯、論據等角度進行了批駁。童恩正認為，一方面，聞廣的文章主要引用了漢以后的文獻史料，不能證明文獻中錫礦在商代已被利用；另一方面，文章用來證明中原有錫的史料經考釋后，發現超過一半指示錫產地在南方，十分之一指示錫產地在燕遼地區，另外的或與錫產地無關，或并未指示產地。

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金正耀研究員曾對中原有錫說提出質疑。他表示，新中國成立以后有關部門曾組織過中原地區地質礦產普查工作，結果表明， 河南一帶并沒有錫礦，古代文獻資料記載的不少錫礦似乎都是鉛礦。同時，如果中原地區沒有錫礦，則商代大規模鑄銅所需的錫料肯定來自其他地區；反之，即使中原地區探明有新的礦床，在商代也未必已經開采，即使開采，也不能排除從其他地區輸入錫料的可能。

“南方說”缺乏南方錫礦冶煉遺址證據

如果中原地區冶煉青銅器所用錫料來自其他地區，那么又有哪些地區可能是其供應地？考古學家李濟、地質學史專家夏湘蓉持先秦青銅原料多來自南方的觀點。李濟認為，殷墟青銅“原料大約來自南方，黃河流域一帶無錫礦，這是已經調查出的事實。所以最近的供給只有南方了”。夏湘蓉指出，中原地區成為當時的青銅業中心源于其為當時的政治中心，而非擁有青銅資源，尤其是錫資源。青銅的大規模生產必定從南方輸入了大量的銅、錫資源。

在李延祥看來，南方地區或許是中原地區冶煉青銅器所用錫料的來源地，湖南與江西兩省是離中原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最近的大錫礦產地。“商王朝向南擴張，除了獲得銅，更主要的是為了獲得錫。因為中原本身就有銅，比如中條山。青銅器銘文‘金道錫行’，就指向南方。但是要想從科學上證明中原的錫就來自南方，還是很困難的。”李延祥說。

他認為，如果要證明中原地區冶煉青銅器所用錫料來自南方，首先需要直接找到錫礦的開采、冶煉遺址。但是，歷史上南方的錫礦開發太嚴重，并且出產的錫可能也沒在當地冶煉，而是以錫礦砂的形式往外輸送，所以在當地就沒有留下冶煉證據。“這些年，我們沒有在南方找到冶煉遺址，同時南方的采礦遺址很多也都被摧毀了。”李延祥說。

中原的錫料可能不止來自一個地區

學者研究發現，中原冶煉青銅器所用錫料除了可能來自南方外，北方地區也可能為其供應錫料。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田建花就認為，當時中原地區輸入燕遼地區鉛料、銅料的同時，也輸入了燕遼地區的錫料。

她在研究鄭州地區出土二里崗期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數據時發現，鄭州二里崗期大量青銅器的鉛同位素場很有特征。根據現有地質資料和金屬礦山的鉛同位素數據看，這一很有特征的鉛同位素場所指示的產地在燕遼地區。將鉛同位素數據結合其合金類型(既有錫青銅又有鉛錫青銅)來判斷，這一地區既是鉛料產地，也是銅料產地。

值得重視的是，該地區不但銅礦、鉛礦資源豐富，更不乏錫礦資源，例如黃崗梁—浩布高錫多金屬成礦帶目前所知是長江以北最大的錫礦帶。

李延祥也認為，這一地區可能是中原地區冶煉青銅器所用錫料的來源地。因為在大興安嶺南端赤峰一帶分布著大小200多處錫礦。“雖然沒有在南方找到錫礦的開采、冶煉遺址，但是我們在遼西找到了5處錫多金屬原生礦開采遺址。這些遺址的規模都比較大，有成百上千的采礦石器留在了當地，年代相當于中原的商代晚期。”李延祥說。

他推測商代早期中原的錫可能來自南方地區，商代晚期錫除了來自南方，也有可能來自大興安嶺南端。

目前，有關中原冶煉青銅器所用錫料的來源問題仍然眾說紛紜，沒有定論，這也成為下一步研究的目標。“我們正在計劃開展錫同位素的研究，希望能用錫同位素的技術弄清中原的錫究竟來源于何處。”李延祥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