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仁雖為蒙古人，但深得理學精要，曾國藩居京師，從不居功自傲，即便剿平了太平軍，封了侯爺，一到皇城便要拜謁倭仁，執弟子禮對“倭相”，極相友善，時常往來，交流心得。彼時理學界始終奉倭仁為正統領袖，為其馬首是瞻，可謂深得擁戴，名滿天下。史載：“倭仁素嚴正，穆宗尤敬憚焉……晚為兩宮所敬禮，際會中興，輔導沖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間，當時舉朝嚴憚，風氣賴以維持。惟未達世變，于自強要政，鄙夷不屑言，后轉為異論者所藉口。”倭仁直聲立朝，嘗以“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之句為治世處事之圭臬。

彌留之際的《遺疏》中，倭仁仍念念不忘要兩宮皇太后“勿忘庚申之變”，要同治皇帝“毋以誦讀為具文，毋以《詩》《書》為迂闊”，表明他本人一方面至死不忘國恥，另一方面仍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救國的唯一法寶。因而百余年來，倭仁一直是以“晚清保守思想的典型”形象出現在史冊當中的。同治十年(1871)四月廿一日，一代大儒倭仁溘然長逝，享年67歲。朝廷對這位三朝元老、當世宰相給予了高規格的喪儀，贈銜“太保”，謚號“文端”，入祀賢良祠。所著輯為《倭文端公遺書》。

存世的這件行楷八言聯(見圖)，由于保管得法，備受呵護，因之品相極美，干凈清爽，觀之忘俗，心馳神飛。該對聯墨紙本立軸，162×39×2，內容為：“情深文明大月出海;心安理得行子還家”。無上款，下聯署題“倭仁”，名后鈐蓋陰文“倭仁之印”及陽文“艮峰”篆體印鑒兩枚。

作品撲面而來的書卷氣讓人肅然起敬，顯而易見的館閣體書寫底子令每一字每一筆的間架結構恰到好處，雖說十六字一一獨立，但由里而外呈現出的卻是一脈貫通的意蘊，毫無艱澀、死板、呆滯、八股腐氣，反之卻有一股大氣豪邁的墨韻氤氳其間，讓人瞬間便對前賢有了親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