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能不能留住華為、能不能再造一個華為，關鍵的并不是房價有多高，而是制度成本到底能降下來多少。

近日，華為第二批5400名員工離開深圳，搬至東莞。這則新聞立即引發熱議：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正面臨著企業的大量流出，這是否意味著它已經失去了吸引力？

長期以來，深圳憑借其繁榮的經濟、良好的環境吸引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大批企業和個人。這些企業和人才的大規模引進，一方面為深圳帶來了巨大的繁榮，另一方面也讓深圳有限的土地變得供不應求。

在巨大市場需求的推動下，深圳的房價經歷了迅速上漲。從2000年到2018年，深圳的房價上升了十多倍。居高不下的房價不僅讓企業的運作成本大為增加，還讓企業招聘、挽留人才變得更加困難。

盡管深圳市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措施穩定房價，讓房價迅速上漲的勢頭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至少在最近幾年，深圳房價很難出現較大規模的回落。

而相比深圳，東莞、惠州等城市的地價和房價都要低廉很多。以東莞的松山湖為例，它毗鄰深圳，但當地的房價卻只有深圳的1/3左右，這就對深圳的企業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加之周邊城市對企業給予的各項優惠措施十分到位，對優秀企業大都承諾給地、給房、減免稅收，因此，可以預期，深圳的企業向周邊城市流動將會是一個趨勢。

盡管由于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深圳面臨著企業外流的風險，但是從總體上看，其相對于周邊城市的優勢依然是存在的。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深圳已經建立起了完整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鏈配套。更為重要的是，長期以來對人才的友好態度已讓深圳形成了較強的集聚優勢。這些因素對于研發型企業來說尤其重要。

曾有一位在深圳創業的惠州籍企業家告訴我：“我的企業主要是做研發的，之所以不選擇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更低、政策扶持更為優惠的惠州，而選擇深圳作為自己的創業地點，是因為深圳的研發條件更好、更能招到人才”。

由此可見，雖然房地產價格高漲給深圳帶來了企業外流的風險，但這種風險的偏向性是十分明顯的。

目前，搬離深圳的主要是那些勞動力較為密集，對員工的學歷、技能要求不高的企業，而以研發為主的企業則更傾向于留在深圳。

從這個角度看，盡管深圳應該對企業外流引起重視，但同時也應該將其視為優化自身產業結構的一次機會。如果能順勢而為，將產業結構從“微笑曲線”中間的生產環節升級到兩端的研發和銷售環節，那么這對于深圳而言也不失為一次提升。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相比于土地等經濟成本來說，制度成本的影響是更大的。尤其是對于處在“微笑曲線”兩端的企業，優越的制度環境遠比低廉的經濟成本重要得多。

盡管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擁有多方面的制度優勢，但從現在的情況看，深圳在降低制度成本方面依然大有可為。

根據我對深圳一千余家企業所做的問卷調查，目前深圳在行政效率、司法公正性、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如果可以在這些領域推進改革、積極發力，那么其對企業產生的正面效應就足以抵消成本上升帶來的負面影響。

可以說，深圳能不能留住華為、能不能再造一個華為，關鍵的并不是房價有多高，而是制度成本到底能降下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