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個月前的全國政協雙周協商座談會上,有兩個工人———高鳳林、李凱軍被特別邀請到了通常只有專家、大家才能到場的國家級議政平臺,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大工匠。

這次雙周會的主題就是關于他們的———弘揚勞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之所以確定這樣的主題,就是因為進入新時代,我們要建設制造業強國,實在是太需要他們了,需要太多的他們了。

不錯,我們需要站在科學高峰上的科學家、需要在市場經濟中弄潮的企業家,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但是,我們尤其需要千千萬萬高素質的勞動大軍。因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那么,這個“千千萬萬”該如何造就?

魯迅先生說,人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是說人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成長的。老實說,在幾千年傳統的中國社會中,造就這樣能工巧匠的土壤是貧瘠的。春秋以來,社會分工形成士、農、工、商“四民”,工人的地位只比商人高一點。“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就是說,被入為“雜類”的工人,和商人一樣,是不能當官的,沒有社會地位。發明造紙術的蔡倫是個宦官,發明印刷術的畢昇是個布衣,大發明家魯班也只是個木匠,多數人則名不見經傳。這樣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氛圍,使得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生產力一直發展緩慢。比如,唐代發明的曲轅犁就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還在使用。

這種狀況只有到了新中國才有了根本的翻天覆地的改變。工人階級成為領導階級,工人的形象可印在人人使用的人民幣上,工人的代表可以和國家主席握手,工人的工資可以比廠長高,工人中優秀人物可以當部長。這種情況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可能發生。如果說,勞動模范和大國工匠需要生長的土壤的話,這就是最肥沃的土壤。而這也成就了新中國一窮二白面貌的迅速改變,奠定了改革開放以來的迅速崛起。

但是,毋庸諱言,近些年來,在經濟轉型和時代發展的進程中,勞模和工匠的獲得感、自豪感、榮譽感不強了,勞動光榮、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弱了。從“長大了我要當工人”到“長大了我要當明星”,我們從孩子稚氣的話語中能鮮明地讀出這種讓我們笑不出來的變化。

“感”是從“實”中得來的,我們不能要求當大量的勞模成為低收入人群而成為幫扶對象的時候,孩子們會以他們為人生的榜樣。

所以,我們要改良土壤,培養土壤,要增加氮肥、磷肥、鉀肥,這就是要讓勞模和工匠在經濟上得實惠、政治上有地位、社會上受尊重。

作為個案的高鳳林、李凱軍生長的土壤就是這樣的土壤,要讓更多的千千萬萬的高鳳林、李凱軍成長,就要先造成這樣的千頃良田。

新時代,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一項基礎性的工作。這個意義上說,上一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話題才僅僅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