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中午12點10分,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凌鋒剛剛結束醫院研究生開題報告的評審工作,來不及休息片刻,又匆匆趕往下一個會場——中國與加納合拍的故事片《埃博拉》簽約啟動儀式。

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召開前夕,凌鋒已參與了多場與中非合作主題相關的會議活動。“沒想到您與非洲還挺有淵源。”在聊非洲之前,她先給記者“插播”了一則小故事。

2012年,受世界神經外科學會聯合會(WFNS)委托,凌峰前往蒙古授課。結束后,蒙古國為數不多的神經外科醫生對于來中國培訓學習特別感興趣。隨后,在凌鋒的“牽線”下,我國商務部舉辦起神經外科國際學習班。“6年來已為47個國家培訓了200多位神經外科醫生,這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非洲的醫生。”當時凌鋒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在中國接受培訓的醫生,在后來的一次醫療救治中竟發揮了關鍵作用。

2017年9月12日,埃塞俄比亞的中資企業東方鋼鐵公司員工急匆匆地找到正在埃塞首都參加學術交流會議的凌鋒一行。原來,該公司47歲的中國機修工人文曉彥因腦血管破裂,正危在旦夕。

然而,埃塞哪家醫院具備手術條件?當地有沒有能動手術的醫務人員?有沒有可能讓中方醫生直接做手術?一系列“十萬火急”的問題擺在面前。

情急之下,凌鋒撥了幾通電話。第二天,凌峰等人與當地醫生一起順利為文曉彥做了手術,把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中國的專家為何如此神通廣大,竟能用電話搞定如此多難題?

凌鋒解密說,這些年為發展中國家援助培訓的200多位醫生中,就有來自埃塞俄比亞的24名神經外科醫生,凌峰正是他們當年的授課教師之一。如今,這些醫生都在該國神經外科學界擔任要職。

這次偶發事件雖然很快過去,但多年的培訓經驗及多次赴非考察的經歷,讓凌鋒認識到精準醫療援助的重要性。“我們的醫療援助一定要清楚知道對方缺什么、要什么。從以往來看,衛生援非工作主要由各省政府組織安排,醫生則是‘攤派式’的,這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醫生參與的主動性,援助效率和效果都難以保障。”

早在2017年3月,凌鋒和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心內科主任胡大一教授共同發起了中國醫師協會醫師志愿者工作委員會,旨在建設一支醫師志愿者隊伍,“援外”正是他們的主要任務之一。

今年4月8日至27日,來自北京市3家醫院神經外科、婦產科、兒科的8名醫生組成的中國志愿醫生團隊,分2批從北京出發,抵達非洲國家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中幾友好醫院,開展為期3周的醫療援外行動。凌鋒正是此次活動的發起人,“我們希望對民間志愿醫生實施精準醫療援助進行一些嘗試和探索。”

忙碌的三周很快過去,凌鋒并沒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整個醫院只有一位神經外科醫生,全國加起來也沒幾位,病人們對醫生的那種渴望眼神,我真的忘不了。”

缺什么醫生,就補什么醫生。但靠什么來補?“‘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醫生不僅要救人,還要幫助非洲國家培養更多能救人的醫生,這樣的幫助才是長久的,有價值的。”在凌鋒看來,改進我國衛生援非工作,一方面要加大援建高水平醫院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當地醫學人才的培養,特別是重點醫學專科的組建。此外,要進一步發揮民間醫療組織的力量,為受援國的重點需求提供精準援助。

為什么會主動參與到援助他國尤其是非洲的衛生事業中來?再次回到這個問題,答案似乎沒那么重要了。

翻看凌鋒寫過的寄語,其中有一篇記者印象非常深刻,題目是《快樂的神經外科》。神經外科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學科,相應的,醫生也要肩負更加沉重的責任和承擔更加艱苦的工作。

支撐她的是什么?她答曰:正是“欲解救天下苦難為己任”的大醫精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