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在香港簽署,擘畫出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藍圖”。同年10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被列為“推動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中。
香港是全球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澳門是國際化的城市,珠三角地區則是制造業重鎮和新興的科技創新陣地。依照設想,這里將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區。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逾百位全國政協委員紛紛“點名”大灣區,為其未來出謀劃策,指點江山。全國政協也期待著,“千呼萬喚”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能為新時代大灣區經濟騰飛帶來無限可能。
七月二十七日,十三屆全國政協第七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會議并講話。 人民政協報記者 齊波 攝
7月27日上午,全國政協禮堂金廳,在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上,來自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同志、部分全國政協委員、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圍坐一起,圍繞新的粵港澳合作和未來集思廣益,共謀良策。
■多點發力,全方位推進深度融合
粵港澳大灣區的崛起,將推動粵港澳合作進入新的模式。這是委員們提案建議中的觀點,也是政經界的共識。
粵港澳合作至少已有40年歷史。改革開放之初,借助香港、澳門的獨特“窗口”優勢,大批港澳資本和企業家涌入珠三角地區,以“三來一補”的方式投資建廠。這種方式也帶動了臺資、歐美資本的“登陸”。彼時,香港有資本、技術優勢,而珠三角地區則有大量的廉價土地和勞動力。港澳資本出錢、負責全球銷售,珠三角出工人、出土地,這種合作方式被經濟學者稱為“前店后廠”,名噪一時。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就一直積極地參與珠三角地區的建設,大大促進了珠三角的城市發展。同時,香港的經濟也受惠于珠三角迅速發展對各種服務的需求。
然而,隨著全球經貿局勢的調整以及中國內地經濟的轉型升級,上述經合模式遭遇巨大挑戰。其主要的問題在于,隨著綜合成本的抬升,珠三角地區的“廠”漸漸喪失了成本優勢;而廣東、上海、江蘇等地的經濟騰飛,使得珠三角地區需要的“店”有多種渠道,而不必單獨依賴“港澳窗口”。
2018年6月3日至15日,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圍繞“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化內地與港澳互利合作”分兩組赴港澳和廣東開展專題調研。調研組先后召開19場座談會,走訪5家港澳社團,考察廣東省10余家科技園區、企業、口岸和單位,與90多位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及港澳各界人士座談,目的只有一個:破解粵港澳合作諸多困局,商討大灣區崛起良方。
國際上,灣區一般指的是圍繞沿海口岸分布的眾多海港和城鎮所構成的港口群和城鎮群,由此衍生的經濟效應被稱為“灣區經濟”。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先后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崛起。粵港澳大灣區要對接這三大國際灣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委員們認為,大灣區建設要發揮“一國”之利、“兩制”之長,就要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國策,尋求不同制度規則下的最大公約數,化“兩制”的制度差異為制度優勢。將大灣區建設作為深入推進“一國兩制”的新實踐、新平臺,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解決港澳目前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實現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彰顯“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和國際競爭力,為解決臺灣問題產生政治上的示范效應。
“目前三地有期待有熱情,也有不同愿望和需求。”全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裘援平表示,為避免同質競爭、重復建設和“碎片化”,需統一領導、凝聚共識,把握方向、找準定位,重點謀劃、相向而行,多做少說低調,穩妥引導輿論。
裘援平建議,應著重謀劃一批有助于港澳融入大灣區的舉措,在開創“一國兩制”新局面方面釋放積極訊息,爭取更多“早期收獲”,鼓勵和調動港澳各界參與積極性,推動港澳與內地民心相通、齊心協力;重點研究如何給予港澳同胞更多“國民待遇”,切實促進人心回歸及其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防范和化解風險方面未雨綢繆做好頂層設計。
■體制機制創新,推動要素高效流動
大灣區建設是在“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三個法律制度”環境下實施的,要素便捷高效流動尤為重要。
“對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要素安全便捷流動是大灣區建設重要的基礎性環節。應以此為突破口,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促進大灣區資源要素跨境優化配置和相互組合。”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常委馬有禮建議從體制機制方面破局入手,推動實現大灣區要素便捷高效流動。
馬有禮表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仍屬出入境證件,應盡快立法確定其作為港澳居民在內地的法定身份證件,并納入公民身份信息核查服務平臺。同時,對港澳居民在內地就學、就業、社保、醫療、住房、設立公司及法律文書認受性等問題進行綜合安排。他希望對呼聲較高的民生問題要予以優先解決,比如:港澳居民乘坐高鐵自助購票、取票、進站等;允許澳門、大灣區城市的救護車輛可直接出入境前往對方醫院接載重癥病人,以彰顯人道關懷和“一國兩制”優越性。
全國政協委員吳以環表示,深圳與香港、澳門在教育醫療領域的合作既有廣度也有深度,為灣區教育醫療融合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在她看來,香港與珠三角城市的合作是一個最好,而且毫無爭議的命題。在這一背景下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非常適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她建議,在大灣區合作中,深圳應疊加“特別行政區”和“經濟特區”雙重優勢,更大程度釋放健康中國戰略紅利。
今年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全國政協常委蔡冠深發起并邀請近120多位來自粵港澳地區的政協委員聯署提案,建議由國家級領導人來統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三地主管成立高層次的“統籌委員會”,得到各方熱烈響應。
座談會上,蔡冠深提出,應研究歐盟在不同政治體制及管治模式下逐步淡化各自不同進出口、出入境差異的經驗,向香港的自由港管理模式靠攏,以便利人流、物流、資金流以及信息流暢順流動,最終達至無縫對接。
“在目前國際政治經貿形勢嚴峻,保護主義日益增強之際,相關措施也應循先易后難、分批公布的方式推出。”蔡冠深說,他相信,有國家的堅強領導,有共振中華的民族意志,有“一國兩制”和粵港澳三地各種優越條件,大灣區的成功已是勢在必然。
對香港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一方面會為香港提供新的發展動力,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另一方面,也給香港一個機會為國家總體的發展戰略作出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為香港進一步繁榮穩定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香港可發揮在科技創新、法律仲裁、建筑工程及檢測認證等專業的優勢,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把握好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他建議,大灣區城市應加強區內人工智能、移動通信、物聯網、區塊鏈等創新科技的研發及應用,建立大數據共享平臺,尤其是促進電子身份認證和電子支付等系統的互聯互通,以推動大灣區智慧城市集群式發展。
此外,香港的工程、法律等專業服務與外國接軌,專業人才儲備豐富,香港已簽署《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在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得到承認與執行。為此,盧偉國還呼吁推動香港成為處理“一帶一路”相關合約爭議的仲裁中心,這也有利于大灣區相關業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完善政策措施,讓港澳青年成為新生力量
一份問卷調查顯示,57.2%的青年不知道何為粵港澳大灣區,42.4%的青年表示不想離開香港,過半數受訪者表示不會考慮前往大灣區發展。
此前,調研組在調研中了解到,港澳青年對大灣區建設缺乏了解、缺乏興趣。究其原因,教育制度差異與宣傳不足影響了灣區高校對港澳青年的吸引力。非學位課程的互認與職業資格的對接存在障礙,影響了兩地人才的進一步流動。
在就業方面,各地制度不同且缺乏統一協調,社會保險與稅收等制度障礙令部分港澳青年對大灣區就業“有熱情但參與度不高”。即便是前來創業發展,港澳青年在資金、人脈、政策、投資領域與營商環境等方面也會遇到諸多問題。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過去一年,內地加快提升了港人的國民待遇。但在學習、就業與創業方面仍有可改進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霍啟剛表示,“大灣區建設已實質啟動,港澳青年要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現人才、資金、信息以及物流的有效流通,為國家戰略發展注入新生力量。”霍啟剛認為,針對港澳地區面臨的突出問題,需要把鼓勵更多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學習和工作擺在大灣區建設的重要位置,研究采取相應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和投入力度。
委員們認為,基于港澳與內地制度的差異,特區居民在內地無法享有完整的公共服務“國民待遇”,部分專業資格在內地未得到認證,在內地經商或工作受到不同法律條例和門檻的限制。因此,全面推動專業資格互認,促進人才流通是當務之急。同時,還應鼓勵更多政府部門與企業承認回鄉證作為港澳居民于內地辦理公務、商務時的身位證明文件,促進粵港澳三地政策、制度互通,方便港人在內地工作、置業、養老。長遠而言,可繼續探討港澳居民申領內地身份證的可能性,從而提升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共同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要從國家層面統籌實現澳門和內地灣區城市之間的就業、創業政策接軌和福利保障體系并軌,為澳門青年、尤其是在海外名校讀書的澳門青年才俊參與大灣區建設增添動力并解決后顧之憂。”全國政協委員吳志良也認為,以港澳青年為重點,讓他們在灣區融合發展中增強獲得感和成就感,對發展“一國兩制”、增進四個認同意義重大而深遠。他建議,通過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人才交流與合作,可為“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和灣區建設儲備一批有理想、有抱負、有才華的青年力量。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長遠的戰略,青年人起到主體作用。因此,要培養更多愛國愛港的青年人,增強他們的國情認識及身份認同。”全國政協委員、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林健鋒表示,中央及特區政府應繼續大力支持官方及民間團體所舉辦的內地實習與交流活動,推動地方政府積極配合,發掘更多歡迎港澳青年的優質企業與院校,加強監察實習與交流活動的質素,甚至鼓勵部分企業與院校考慮取錄與聘用曾參與相關活動的港澳青年。以同齡人的交流合作帶動,以向上流動的機會,去強化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讓他們明白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