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溺亡后被發現的地方。陳勇 攝

南京腦癱女童被爸爸和爺爺聯手溺殺的新聞，震驚了整個社會。小女孩鮮艷的小瓢蟲書包里，居然被親人放下了致命的大磚頭，一起沉沒在河水當中。

據媒體披露，女童生于并不富裕的農村家庭，被查患有腦癱后，家人東奔西走為其治病先后花了五六十萬元，但沒有明顯效果。3歲時，女童父母因此而離婚。此后，女童一直與祖母生活在一起。可在上個月，祖母因患癌手術，女童被爺爺借故帶到南京，悲劇隨之發生。

女童父親和爺爺的做法雖然交織著愚昧與無奈，但毫無疑問，這是犯罪。女童的親人，是否還有另外一條路可走呢？

7月26日，澎湃新聞發表了評論《面對腦癱女童被親人溺亡的悲劇，社會可以做什么？》，向整個社會發出了追問。追問不應該是流于形式的感嘆，而應該落實為強有力的制度支撐。

腦癱患兒童的治療康復需要巨額費用，當患者家庭無力承擔的時候，我們的社會，是否有一種援助的機制？不妨看一看日本的“產科醫療補償制度”。

據日本產科醫療補償制度調查專職委員會報告，日本新生兒腦癱發生率為22.3%，以2006年的人口動態統計為基準推算，日本每年大約有2300至2400名腦癱患兒出現。

之后，有關腦癱的訴訟不斷在日本被提起，婦產科成為“高危行業”，一度導致日本婦產科醫師不斷減少，許多偏遠地區產科空洞化。居民為了分娩，不得不提前到離家甚遠的都市醫院去入院待產，甚至有醫院公然宣布：妊娠后未在本院做產前檢查的急診產婦，一律不予收治。

為解決此婦產科醫療糾紛危機，日本于2009年創設了一種個人自愿參與的社會保險制度，即“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孕婦參與產科醫療補償保險之后，若所生嬰兒患有腦癱并發癥，不論有無醫療過失，均可以申請理賠。補償制度的目的在于緩和病患對醫療之不信任感，進而化解婦產科醫療危機，所以，補償制度并不排斥患方對醫療機構的訴訟索賠：病患若對補償不滿仍可提起民事訴訟，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責任也并不因為有了國家補償而被免除。當然，如果當訴訟判決構成醫療損害，前面已經取得的補償金轉作損害賠償，即病患方不可得到雙份的補償。

補償制度的資金來源，由參與該制度的分娩機構在收取孕婦生產費用時，多收取30500 元日幣（折合人民幣約1800元），然后交給公益財團法人——“日本病院機能評價機構”。患方的補償申請如果通過審查，便可以得到補償費用，先給予一次性補償金600萬日元（36640元人民幣），而后取得分期補償金部分，直至小孩滿20歲成年為止，每個月給予10萬日元，共2400萬日元（147萬元人民幣），全部補償金總計3000萬日元（183萬元人民幣）。19歲以后，患者可以申領殘疾人士障礙補償年金。倘若沒有發生保險事故，多收取的分娩費用則全額退還。

日本的產科醫療補償制度并沒有強制性，但根據7月18日最新統計數據，日本參與補償制度分娩機構已高達99.9%。從2009 年施行以來至2017 年，總共有3263件申請案，而審查通過者共2439件，大約75%的通過率，以此角度觀察，此制度應該是成功的。

日本產科醫療制度的緣起與這次腦癱女童悲劇不盡相同，但它提供了一個有益參照，希望相關部門能夠拿出決心和智慧，比較、借鑒成熟的經驗，盡快探索出一條社會保障的新機制，別讓所有重擔由患兒家庭來承擔，這樣才能化解悲劇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