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地處我國青藏、黃土和內蒙古三大高原交會處，70%以上都是山地、沙漠和高原，典型的“十年九旱”靠天吃飯，其“兩州一縣”（甘南藏族自治州、臨夏回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縣）被納入國家“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扶持范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當前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勝時期，甘肅省無疑是其中一個主戰場。

“隴中苦瘠甲天下”，甘肅省境內土地貧瘠加之干旱少雨，植被稀疏、自然資源匱乏。用甘肅省扶貧辦產業開發處副處長周智勇的話說，“紅山白土頭兒，在上面種活一棵樹比養大一個孩子還難”。這里與大型工業化生產無緣，也在經濟和教育上“戴”了落后的“帽子”。

自2016年6月各民主黨派中央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啟動會召開以來，臺盟中央將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列為全盟重點工作，并成立了專項領導小組，建立相關工作機制，動員全盟力量，在調研中參與扶貧、在扶貧中開展民主監督、在監督中共同促進工作，助推甘肅省順利完成脫貧攻堅工作目標。

扶貧任重而道遠。面對貧困程度深、致貧原因復雜、脫貧難度大等天然屏障，甘肅省如何啃下深度貧困地區這塊“硬骨頭”？今年以來，臺盟中央由主席蘇輝、常務副主席李鉞鋒，副主席楊健、吳國華分別帶隊，圍繞生態涵養、脫貧內生動力提升、縣域經濟發展等專題，先后7次深入臨夏、天水、定西、甘南、隴南等集中連片和深度貧困市州的45個貧困村、120多戶貧困家庭，深入了解一線干部群眾在推進脫貧攻堅工作中的好想法、好建議，總結典型案例、成功做法與經驗體會，為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有益參考。

確保貧困戶

“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自身的奮斗，對于像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這樣的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而言，尤其如此。

6月20日，全國政協副主席、臺盟中央主席蘇輝帶領調研組一行走進沿嶺鄉新星村易地搬遷安置點，一排嶄新的院落里，37歲的馬哈麥代正屋里屋外地忙碌著。

“我做夢都沒有想到，可以從山溝里搬出來，住進這么好的新房，現在高興得很。”提起以前遇到下雨或下雪整條路都封了的日子，馬哈麥代難掩內心激動。去年一家9口人易地搬遷到新星村，如今出行、上學、看病、打工都很方便，苦日子終于挺過來了。

“看到你們生活好、心情好，我也高興得很！”眼前紅紅火火的景象同樣讓蘇輝精神振奮。得知馬哈麥代已拿到1萬元產業發展資金和3000元庭院硬化及旱廁改造資金，計劃通過發展養殖及外出務工于今年年底實現脫貧，她頗感欣慰。

為了更好地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貧困戶持續增收，東鄉族自治縣于2018年創新推出“155”以獎代補到戶種養業增收扶持工程，計劃對全縣13707戶未脫貧戶進行重點扶持，以此撬動貧困戶產業增收，實現整體脫貧。

何為“155”？駐村扶貧干部解釋說，就是按照每戶兩萬元的標準和貧困戶簽訂種養協議。貧困戶戶均飼養20只基礎母羊（兩頭基礎母牛）、建有1座暖棚圈舍、種植兩畝以上地膜玉米或5畝以上黑紅枸杞、百合、中藥材等，年初落實1萬元產業發展啟動資金，履行種養協議后，于當年底落實5000元以獎代補發展資金，脫貧后次年再落實5000元持續穩定增收補助資金。截至目前，該工程已在24個鄉鎮的214個村實施，新增養殖大戶57戶。

以黨建引領扶貧、以扶貧促進黨建，打造一支有能力有擔當的扶貧隊伍。在東鄉族自治縣，一個個“第一書記”正領著、幫著村干部攻堅克難、強基固本，確保貧困戶“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蘇輝指出，臨夏是全國深度貧困地區之一，脫貧任務重，脫貧難度大。要依托資源優勢，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結合農村“三變”改革，培育壯大農民合作社和龍頭企業，提高組織化、規模化和品牌化程度，不斷提高脫貧質量。要緊緊圍繞“兩不愁、三保障”目標，因戶因人精準施策，確保扶貧措施落地見效、扶貧成效讓群眾滿意。要突出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教育引導貧困群眾感恩奮進、堅定信心，通過各方面的幫扶，用勤勞的雙手把日子過得越來越好。

幾天時間，調研組一行帶著對山區貧困群眾的深情牽掛，一路走、一路看，先后深入東鄉族自治縣和天水市麥積區，實地走訪、聽取匯報、查閱資料、入戶訪談，對產業扶貧、民生保障、易地搬遷等工作進行了全面調研。

“脫貧攻堅民主監督有利于強化臺盟與甘肅省‘使命共擔’的緊密聯系。”蘇輝表示，臺盟將通過認真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引導廣大盟員干部深入脫貧攻堅一線深刻體察國情民情，進一步強化“上下聯動，橫向聯合”工作機制，同時在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實踐中發現人才、鍛煉人才、使用人才，提升自身能力建設水平。

“龍頭”“產業”成為扶貧關鍵詞

貧困地區往往基礎差、底子薄，當地群眾普遍缺知識、少技術，尤其是一些貧困戶內生動力不足，引入產業留不住，自我“造血”功能差，無疑更增加了脫貧的難度。

調研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臺盟中央常務副主席李鉞鋒率調研組赴平涼、慶陽兩市的靜寧縣、崆峒區、鎮原縣、正寧縣、西峰區等5個區縣9個鄉鎮16個村，累計走訪50余戶群眾及相關股份合作社及龍頭企業，主要針對其在脫貧攻堅中產業扶貧、扶貧資金使用、生態保護、民生保障、“三變”改革等方面的工作展開調研。

實踐表明，發展扶貧產業無疑是貧困群眾穩定脫貧的根本舉措。

走進東鄉族自治縣汪集鄉包家村李家溝畜牧養殖合作社，34歲的李熱黑木正在棚圈中為羊羔準備草料。1年前，他將家里七八畝地收獲的玉米、玉米秸稈以及在養殖場打工的收入作為股份加入合作社，當年分紅4萬多元。在包家村，像李熱黑木這樣的群眾有114戶，其中精準扶貧建檔立卡戶有78戶。在合作社的帶動下，由于玉米和秸稈都能成為入股合作社的股份，村民們普遍積極性很高。

眼前所見，令全國政協委員、臺盟天津市委副主委孫昌隆心生感慨，在他看來，產業扶貧要注重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充分發揮致富帶頭人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

李家溝畜牧養殖合作社副總經理李者么介紹說，目前，除存欄的4000多只羊，還有1000多只羊分散養殖在100多戶社員家中，合作社采取集中養殖和分散養殖的辦法、集中收購和銷售的措施，養殖效益日見成效。由于去年市場行情好，許多建檔立卡戶實現了脫貧目標。

在繼續鞏固上海、蘭州等銷售渠道的基礎上，李家溝畜牧養殖合作社現已成立“東鄉貢羊”網絡銷售電商平臺，讓當地的優質羊肉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觸網”，打造出山“大市場”。

“再好的扶貧政策，貧困群眾沒斗志、不主動也是枉然。”臺盟北京市委秘書長陳偉認為，要激發貧困群眾積極參與脫貧的內生動力，幫助他們重拾脫貧致富的信心和決心，做到村有增收產業、戶有增收門路、人有增收技能，從而引導實現從“昨天給錢給物要我脫貧”向“今天主動參與我要脫貧”的轉變。

事實上，大部分貧困村都有產業扶貧的基礎，或許強弱有區別但都重在產業引導。調研組一行在東鄉族自治縣河灘鎮座談時了解到，該鎮所轄祁楊村在發展規模化花椒種植后，加快了該村大部分貧困戶的脫貧速度。目前，村里正在探索發展旅游產業扶貧，準備帶動六成以上的建檔立卡戶。

有鑒于此，李鉞鋒在調研時提出，要繼續抓好貧困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改善路、水、電、房、生態等基礎設施條件；要積極培育新型主體，通過農村“三變”改革，多形式助力脫貧攻堅，支持貧困地區的龍頭企業和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做大做強，鼓勵貧困戶以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組織形式，參與規模化生產基地建設；要緊盯產業、瞄準產業，因地制宜幫助群眾培育發展能增收、致富快的產業，奠定貧困群眾長期穩定增收的基礎，努力提高群眾收入水平；要多渠道盤活農村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資源要素，推動資源集中、資金集中、農民集中，實現規模化、組織化、市場化發展。

改善教育水平激發脫貧內生動力

精準扶貧進入攻堅階段，激發脫貧內生動力是重要抓手之一。

“脫貧攻堅已經到了啃硬骨頭、攻城拔寨的沖刺階段，剩余貧困人口脫貧任務比前期更加艱巨。甘肅省致貧原因復雜，脫貧任務艱巨，要實事求是，堅持進度服從質量。”全國政協常委、臺盟中央副主席楊健在夏河縣、合作市與當地扶貧辦、金融辦、農辦等部門座談時表示，希望通過專題調研，深入了解當前階段甘肅省縣域經濟和脫貧攻堅現狀，科學分析情況問題，梳理總結經驗規律，提出有效可行的政策建議。從黨派的角度為地方壯大縣域經濟建真言、獻實策，協助地方把脫貧攻堅工作做實做好。

2014年9月，馬生榮從臨夏州委組織部調到東鄉做縣委書記，剛一上任就注意到不少適齡兒童輟學或請假到外地摘枸杞掙錢。他安排縣里組織8個工作組到甘肅、青海、寧夏三省區，從枸杞地里接回426個孩子。如今，縣里每年都在全力推進“控輟保學”工作。

調研組在與東鄉族自治縣教育局座談時了解到，盡管當地做到了12年義務制教育，但高中入學率并不理想，初中畢業即參加工作的青年人不在少數。停學后就業難的問題十分突出，因為身無所長，他們大多務農或到城市打短工。

“勞動力輸出是當地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但外出務工人員由于親人生病、田地收成等原因，使得他們雖然有打工收入但不能長久離家，打工收入較高但不可持續。”臺盟海南省委組織處處長吳清亮發現，當地貧困戶缺少教育意識和技能意識，沒有長遠的打算與規劃。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在升入大學無望的情況下轉為純體力勞動者，亟須職業技能培訓。“在貧困地區興辦適量的職業技能學校，或者組織相對專業的技能培訓，并融入‘一戶一策’扶貧工作中，除了控輟保學，更要推廣掌握長期技能。”

“通過不同形式的知識培訓進行教育扶持，使貧困地區的人口無論從思想文化素質還是技能水平方面，都得到全方位的提升，這也是扶貧攻堅能夠進一步推進的重要基礎和前提。”走訪東鄉族自治縣第三中學時，北京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林震提出，要強化職業技能專業培訓的扶貧宣傳和入戶引導，鼓勵“技能脫貧”“手藝脫貧”，同時技能學習和培養上要有差異化，不能都去學當“拉面師傅”，還要在汽車修理、西點烘焙、美發美容、建筑裝飾等領域進行探索培養、深耕細作。

“扶貧3年攻堅是短期任務，從長遠看還是要可持續發展。”如何從脆弱的平衡走向堅實的穩固？林震認為，匱乏的自然資源、惡劣的生態環境、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就業機會少等因素制約著當地經濟發展，除了產業扶貧、教育扶貧，注重弘揚當地優秀傳統文化以及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育也可成為脫貧的根基。

針對這些問題，調研組建議，要進一步加大主導產業的培育，注重因地制宜，發揮地方資源優勢；要進一步調動發揮貧困群眾的主體作用，通過產業項目和金融支持等，幫助農民提高農業生產技能；要進一步完善扶貧資金使用管理，加大涉農資金整合力度，提高整合后資金使用效率；要進一步鞏固脫貧成果，注重解決因婚、因學、因病致貧返貧問題，保證持續脫貧、穩定脫貧；要進一步加強基層組織和干部隊伍建設，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強力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

“一戶一策”精準號脈摸窮根

地處偏僻大山腹地的東鄉族自治縣，是深度貧困地區的“特困戶”。以縣城鎖南壩為中心，向四周延伸出六條大梁，中間夾著六條大溝，像一把撐開了的大傘遮蓋住綿延起伏的山嶺。以東鄉族為主的30余萬人口分散居住在1750條梁峁和3083條溝壑中。

翻過一座山，再盤一道梁。

全國政協常委、臺盟中央副主席吳國華一行10余人前往東鄉族自治縣關卜鄉葉家村，沿途盡是板結的黃土山頭，幾乎難覓楊柳等高大喬木。層層疊疊的旱作梯田上，細弱的玉米苗努力拱破地表，于草長鶯飛時節難得地添了幾抹綠色。

在葉家村八社，62歲的馬五得老漢站在自家土坯房門口的牛棚前，瞅著低矮的棚圈里膘肥體壯的肉牛擠在一起反芻著玉米稈，臉上綻開的笑容讓刀刻一般的皺紋更加深邃。

難掩初見調研組的緊張與局促，馬五得說話的同時用手拽了拽破舊小襖的下擺，“我盤算著今年把兩頭牛出欄，就能還上修建新屋欠下的饑荒。”

對于普通農民來說，貧困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沒錢。為了實現2020年農村全面脫貧致富的目標，國家不斷加大投入力度和政策傾斜，尤其是在2018年相繼制定了教育扶貧、醫療扶貧、交通扶貧、金融扶貧、產業扶貧等一系列扶貧政策。

“多虧黨和國家精準扶貧的好政策，日子正在往好著變嘞！”老人告訴大家，3年前，他用5萬元精準扶貧貸款買了兩頭母牛，現已擴大到7頭。一頭牛不少于8000元的凈收入，讓這位養牛“好把式”在未來的脫貧路上有了底氣，也對今后的生活充滿了信心。

脫貧攻堅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打贏脫貧攻堅這場硬仗，關鍵是要摸清貧困戶的基本情況和致貧原因。精準脫貧只有深入到幫扶群眾家中，了解實情，共商發展對策，然后切實行動起來，才能把幫扶的各項工作做到位、做細致、做扎實，從根本上解決“扶什么、怎么扶”的問題，才能幫助每一戶貧困戶念好“致富經”。

2015年年初，東鄉族自治縣派出扶貧干部走村入戶精準識別貧困戶。通過摸家底、查成因、記特點，對每個村、每一戶的貧困現狀打分評估；群眾自己識別貧困戶，并將扶貧對象的基本資料、動態情況建檔立卡動態管理，實現扶貧對象有進有出、扶貧信息真實可靠。

“幫扶措施和脫貧計劃一律按照產業培育、政策落實等詳細制定，不單寫了養幾只羊、種幾畝地，就連每年收入多少、幾年有望脫貧都算得一清二楚。”葉家村村委會主任馬福華介紹說，大到如何申請貸款、發展產業、調整種植結構，小到養殖技巧、農作物出售、務工費用，都是扶貧干部與貧困群眾面對面溝通交流的話題，而這些話題也能夠很快轉化為扶貧工作的現實成果。

時至今日，東鄉族自治縣所轄229個行政村均對識別出的貧困對象實施“一戶一策”差異化扶持，即一戶一個脫貧計劃表格，按照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為每一戶貧困戶量身打造切實可行的幫扶計劃。

看著貼在墻上的“脫貧賬單”，詳實的規劃和措施讓馬五得打心眼兒里高興。2013年他被納入建檔立卡貧困戶，一家人守著山上開墾出的12畝薄田種玉米，雨水好的時候地里一年的收成也到不了1萬元。如今，院里通了自來水、圈里牛擠牛，借助政府危房補貼項目，溝底平地上新建的磚瓦房預計今年年底前就能搬進去，硬化的水泥路也修到了家門口。老漢尤其中意新房邊上寬敞的新牛棚，“人不急著搬，先把牛牽過去，以后的好日子全指望它們哩！”

“扶貧政策越來越精細，貧困戶的日子也就越來越有奔頭！好的政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馬五得老人自己吃苦耐勞、不等不靠，有摘掉貧困‘帽子’的信心和決心。”吳國華在調研中強調，在“一戶一策”制定方面要避免“同質化”，從村組織的角度要有規模經營、規模種植、規模發展的意識，從村民的角度要考慮戶情民情，發揮村民特長，挖掘可能技能，豐富脫貧收入來源。

立下脫貧攻堅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如今，散居在山梁上的村民從茅草房、土坯房搬進了山腳下的新磚房，通達村屯的盤山路像一條條輸送養分的毛細血管，發展養殖不僅有水、有地，還可以享受改良品種補助、貸款扶持等優惠政策……甘肅省深度貧困地區的面貌正如花兒里唱的那樣在悄然改變：“山間大道已通暢，校園里歌聲朗。世世代代誰曾想，窮山變成幸福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