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發出的一封公開信在科技界引起廣泛關注，這份聲明談及的“優青”“杰青”等人才項目被異化使用的問題正是近年來備受爭議的人才“帽子”問題。

實際上，“帽子”壓倒一切，西部科研人才大量外流，評價體系不客觀等都被認為是科技界面臨的“大問題”。在中國科學院院士、古生物學家周忠和看來，眼下的許多問題，都出在利益當先、功利主義的根上，這一切與我們倡導的科學精神是明顯相悖的。所以周忠和說，功利主義讓我們離科學精神越來越遠了。

功利主義是追求科學精神的攔路虎

科技日報：您認為科學共同體在科學精神范疇內，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周忠和：盡管每個人對科學精神的認識會有不同，但有些共性的、本質的東西是被大家普遍認同的。科學精神是在科研實踐中形成的一套價值、行為規范和信念，兼具科學屬性和文化屬性。我把它歸納為求真務實、探索創新、理性質疑，也可以精簡概括為“求真，探索，質疑”六個字。

因為要求真，所以我們要誠信；因為要探索，所以我們必須有好奇心；因為要質疑，所以我們要有批判精神，這每一條都是有深意的。但是現在，不管是人們對科學的理解，還是科研人員對自身的定位和要求都有很強的功利主義色彩，盡管原因可能很復雜。

這樣的結果就是，在科研管理上眼光不夠長遠、唯應用論價值；對人才的評價上，不以科研人員的水平和成果為準則，“帽子”滿天飛；科學家在個人選擇上也是利益為先，人才流動唯利是圖。

這種功利至上的局面一天不改變，科學精神的普及就不可能真正實現。

功利是多維度的，根子在文化

科技日報：您覺得我們在哪些具體方面存在功利至上的問題呢？

周忠和：在我看來，我們的功利主義是多維度、全方位的。

首先，社會上不少人認為我們發展科學，就要立馬見成效，需要短期內在GDP上有所反映。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科學的發展不能首先考慮實用性。科學的本質是人類對于自然的求知與探索，繼而被應用到社會各方面，對社會經濟、人類生活產生影響。

其次，我們的一些科研團隊首先考慮的不是科學問題是否重大，而是項目是否容易申請到，是不是保證能出成果等因素，所以研究方向總體上熱門多、冷門及風險高的不多；跟蹤多，原創不多。但如果想要有重大原創性成果，除了常說的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科學問題的多樣性選擇與基于個人興趣的探索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實，科學家們也常憂慮科學精神匱乏，希望政府能采取這樣或那樣更有效的措施。然而，理想很燦爛，現實很無奈。功利主義的指揮棒如此強大，于是，不少的科研人員不得不為五斗米折腰，聰明地選擇了“適應”環境。隨波逐流還不容易？

科技日報：功利主義與文化有什么關系？

周忠和：我覺得需要說明的是，科研人員作為個體，往往也是無助的。在一定的學術生態環境中，個人能夠選擇的余地其實是有限的。或者再換一個角度看，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本身有很多不符合科學精神的地方，有很多功利主義的因素，不是一時一地能改變的。我們的教育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功利主義主導的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到了研究階段指望他腦洞大開是不現實的。但是我們既然要倡導科學精神，那就必須要求這個社會跳出功利主義，有更長遠的眼光和格局。

讓功利主義沒市場，要有制度更要動真刀子

科技日報：功利的問題存在多年，該如何解決呢？

周忠和：這不太容易。什么東西沉淀到了文化中，改起來都不容易。這可能比生態環境治理還要復雜。如何破局呢？在我看來，關鍵還是兩個詞：制度與執行。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決“指揮棒”的問題，科學共同體也是社會大環境的一部分，評價體系不改，其他再多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的。其次，對于科技界現存的學術浮躁或者是急功近利等方面的問題，其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關鍵是如何逐步解決。相關的規定我們出了不少，我要說的是，僅有制度是不夠的，再好的制度也要執行才有價值。

比如院士評選的過程中有些候選人會找人、會打招呼，但明明有規定不允許這么做，那么做了的人就必須受到懲罰，發現一起處理一起，以后自然就不會有人再犯。但現狀是，有人這么做了好像也沒什么事，那些遵守規則的人會怎么想，他們會不會覺得不公平？會不會后悔？

我認為科學精神的意義和影響力超越科學本身，宣揚科學精神比普及科學知識更重要。科學精神的樹立是提高國民科學素養的重要方面，是國家創新發展的先決條件。科學共同體有責任、有義務從自己做起，從制度著手，讓科學精神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