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理解和把握好“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的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對于推進我國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量任務在基層，推動黨和國家各項政策落地的責任主體在基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工作也在基層。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國泰民安帶來了安居樂業，基層治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整個社會治理領域，城市的社區治理和農村的村莊治理等基層基礎工作還存在許多薄弱環節，在基層治理體制機制創新、發揮社會治理多主體作用、加大對基層治理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等方面都需要作出進一步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因此，我們必須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進一步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不斷提升社區服務和管理能力，夯實社會治理的基礎。

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必須加強城鄉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核心作用。社會治理的重心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鶎狱h組織在基層治理中處于核心地位，發揮著全面領導作用，能夠統籌各種政治資源、組織資源和治理資源，黨組織有效提升基層社會治理水平。這就要求全面加強鄉鎮和街道黨委（黨工委）建設，選優配強社區和農村黨組織書記，探索實施黨員聯系戶制度，形成“鄉鎮街道黨委——社區行政村黨支部——黨員——群眾”的基層治理框架，完善基層社會治理的核心運行機制，從而充分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和聯系群眾優勢，形成網格化治理格局，使黨員成為網格區域治理的帶頭人、監管人和責任人，居民則是網格區域治理的參與者、互動者，雙方共同不斷地促進基層社會治理水平的有效提升。

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必須打造群眾自治平臺，發揮居民自治組織和其他城鄉社區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人民群眾是社會治理的主體，要實現有效社會治理必須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社會治理是一個多元化、綜合化的系統工程，需要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為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特別是，要突出基層社會治理的特點，推進城鄉社區自治組織減負增效，讓社區居委會和村民委員會沉下心來抓治理、抓服務。與此同時，要以社區黨組織為核心，通過黨建引領讓人民群眾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根據居民的實際需求，組建矛盾調解、設施維護、環境整治、文體活動等專業自治委員會，組織好居民群眾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

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必須加大投入。無論是城鄉社區社會治理，還是城鄉社區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事業發展以及困難群眾的生活保障，都離不開財力的支撐。目前，在多數城市，社區社會治理的經費納入了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但財力不足的情況仍時有發生。與城市相比，農村社區社會治理財力則更加不足。一方面，要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財政應當安排一定的專項資金，鼓勵村級充分利用集體資源、流轉土地和閑置資產發展集體經濟。要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增強農村基層組織號召力、凝聚力、服務力和解決“三農”問題、推進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舉措。另一方面，在一些集體經濟薄弱的地方，作為一種臨時性和過渡性措施，可以在公共預算中劃撥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農村基層社會治理專項經費，以保障農村社會治理有錢辦事和正常開展。

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必須牢牢抓住預防和化解基層社會矛盾這一“牛鼻子”?；鶎由鐣卫硖峁┑闹饕参锲?，就是基層社會的穩定與安全秩序。因此，基層社會治理必須直面矛盾和問題，而不能回避，更不能遷就和放任不管。當前我國基層社會矛盾和糾紛比較多，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和上訪也比較多，最有效的辦法是加強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化解工作。要加強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化解平臺建設、隊伍建設和體制機制建設。要繼承和發揚浙江楓橋干部群眾創造的“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在基層社會治理中要增強法治思維，敢于用法、善于用法，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于治理的全過程，更好地維護人民群眾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