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舉行的第24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紀錄片論壇，選擇了“走近年輕人，記錄新時代”為主題，這也使紀錄片的“年輕化”現象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其實這一趨勢在2012年《舌尖上的中國》之后便已開始，但直到2016年《我在故宮修文物》被B站（嗶哩嗶哩網站的簡稱）“二次元”群體“重新發掘”并風靡一時，紀錄片與年輕觀眾之間的聯系才真正引發了業內外的強烈關注。

紀錄片領域的“年輕化轉向”較之電影業滯后了數年，但勢頭似乎更加迅猛。來自視頻網站的數據顯示，當前接近80%的紀錄片是觀眾通過移動端觀看的，國產紀錄片的用戶構成中，35歲以上的觀眾只占12%，而新近的熱片如《本草中華》《水果傳》，35歲以下觀眾占比竟高達95%、96%。在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日益成為視聽產品核心傳播渠道的今天，“得年輕人者得天下”越發成為紀錄片產業的共識。

隨著傳播生態的改變，中國紀錄片尤其是產業體系下的紀錄片生產正在向互聯網化和年輕化靠攏。在創作觀念上，從格里爾遜模式、知識精英立場的以我為主、自說自話，開始轉向互動、對話和交流的姿態，努力加強與年輕觀眾之間的聯系。且不說《我在故宮修文物》，便是講述漢代畫像石的歷史紀錄片《我從漢朝來》，都有意設置了一個“我”以建立與當下的對話關系；在作品形態上，與互聯網傳播的碎片化趨勢相對應，紀錄片越來越趨向輕型化，《故宮100》《如果國寶會說話》每集都只有5分鐘，以方便碎片時間的觀看；在題材內容、敘事語態乃至營銷策略上，越來越趨向輕松、時尚，更具個性化、娛樂性和網感特征。當《如果國寶會說話》海報中的太陽神鳥金箔被視為“美瞳”，三星堆青銅人像說出“說我像奧特曼的你別走”，甲骨文“因為刻骨，所以銘心”，當《本草中華》從武俠小說里的“黑玉斷續膏”出發去尋找中藥材，傳統紀錄片高高在上的宣教姿態已經被年輕化的“反差萌”和貼近性所取代，這無疑是它們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年輕化轉型”的熱潮之下，需要冷靜思考的是，親和接近并不意味著一味迎合，更不意味著低俗媚俗，紀錄片創作仍要堅持自己的精神品格，堅持關注和干預現實的紀實傳統，通過持續創新，通過高水平高質量的作品來引導和引領年輕觀眾的文化品位和審美需求。慰安婦題材的紀錄電影《二十二》，醫療題材的《人間世》，乃至《生門》《河西走廊》等作品，它們并未表現出明顯的年輕化偏向，卻依然能夠得到年輕觀眾的認同喜愛，有的甚至能夠進入院線獲得創紀錄的過億元票房，可見消費固然能影響生產，但生產卻具有創造和引領消費的強大力量。

紀錄片創作者也要相信年輕觀眾的文化品位、思想接受力和審美判斷力，對于真正優秀的作品，他們總會給予肯定和敬意。不論是《舌尖上的中國》，還是《我在故宮修文物》，這些優秀紀錄片作品的走紅，其實年輕觀眾一直是關鍵的“發現者”和“推手”。從接受美學角度看，他們也是意義的創造者。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國產紀錄片在豆瓣上的整體評分遠高于國產劇情片，可見年輕觀眾對于國產紀錄片的精神品格是有著明確認知的，他們會看《吐槽大會》《歡樂喜劇人》而哈哈大笑，卻也會對真正優秀的相對嚴肅的人文題材報以敬意，這一點，在《中國詩詞大會》《國家寶藏》《經典詠流傳》《朗讀者》《表演者說》等節目中亦得到了驗證。

總之，紀錄片的“年輕化”的確是一種值得重視的趨勢性現象，但它們或許更多體現在市場策略以及局部的藝術策略上，決定紀錄片價值的，永遠是其對于歷史意義的探尋，對時代精神的把握，對社會病癥的追問以及與千萬普通人心靈的共鳴，這才是其超越年齡劃分，作為紀錄片的本體價值。

（作者：詹慶生，系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副教授）